万里有云-“云云”众生

狩猎，记者天然逃不脱的宿命。

和我采访回来时的天气差不多，窗外的雨没有一点要停的意思，没有什么安排的时候，天气预报出错全当它继续着与己无关的特权。

今又是一个没有收获的日子。从早上醒来到骑车出门，脑子里都还是没有散去的寻找新闻线索的压力。下午天开始下雨，等到华灯初上回到报社的时候，衣服和心情一起潮湿，衣服潮湿因为下雨，心情潮湿因为失望，还有那饥肠辘辘的肚子……每天这样的经历，我早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

打开窗户，窗外潇潇的雨声伴着凉风掠过心头，忽然感慨，我这记者当的，每天像是打猎。就像人类的进化，我对食物的追求还停留在奴隶社会前的“狩猎时代”，“洞里”没有余粮，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

分口

这个城市就像一个生态圈，生活着我们这些被称为“记者”的捕猎者。根据游戏规则，我们被划分到各自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分口。当然有的是草原，有的是红土。草原的水草也有丰满与否的差别，红土地上说不定还会有一些荆棘，给你的捕猎带来种种障碍。面对不同的环境，我们都在适应，练着狩猎的本事，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换取肚子的平静。

我的“势力范围”包括##局、##局、##局。看上去很不错的口子，不少人羡慕。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我狩猎的本事还差得远，口子上的猎物有的有保护色，有的有拟态的本事，我未必能识庐山真面目；而有的猎物一看就是“面目狰狞”，不知道是不是有毒，能不能碰；还有一些猎物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猎物，说别人养的宠物更合适，虽然知道如果捕获一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但其主人惹不起，为了营养砸了饭碗，倒不如吃点儿粗茶淡饭以求得安安稳稳。

漏稿

在这个生态圈子里，捕猎者不全是一个“家族”，还生活着其他的竞争者，并存之下就不只有填饱肚子。还要想着为自己家族多猎点好东西，猎点其他人猎不着的东西，自己人吃了会变得强大，赢得更大的竞争。一旦别人捕获了好东西，那就要被惩罚，因为别人强大，意味着自己家族面临着成为弱势的压力。

当然，捕猎者之间自然有天然的区别、差距，除了“宠物”不能碰之外，谁的识别能力强，谁的捕猎手段利索自然成了取胜的关键。

抓/抢

我们还有一个“剜到篮里就是菜”的传统，自家人，不管是谁的势力范围，只要能捕猎到猎物，就会被认可。不过，这一传统实在不利于内部团结。都是混饭吃，我的猎物被你抓了，而且又不是我捕获不了，请你来帮忙，你吃饱了，我吃什么？长期势力范围不明，等于游戏规则被破坏，没有游戏规则，游戏怎么进行？

（待续或者更改）

但终归是“狩猎”，好像狩猎就是记者这一职业的天然逃不脱的宿命，不像耕种，家里总也不会有余粮。好像也就难以避免吃了上顿没下顿，乃至揭不开锅的局面。

新京报记者陈峰作客网易：网络，传统新闻放大镜

http://news.163.com　2005-10-18 12:47:26　　　网友评论 0 条

新京报知名记者陈峰10月21日10：30 -11：30作客网易新闻，与主持人和网友聊“网络，传统新闻的放大镜”。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网易聊天室请到的嘉宾是《新京报》的知名记者陈峰，那陈峰老师和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陈峰：

大家好。

主持人：

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是"网络，传统媒体的放大镜"，网络是不是传统媒体的放大镜？大部分网友都了解您所报道的一些新闻事件，都非常出名了，但是可能对您个人了解不多，您可以对我们的网友做一个介绍吗？

陈峰：

我199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毕业后断断续续大概做了十年新闻，2003年之前一直在郑州(工作)，2003年加入《南方都市报》，03年下半年因为《光明日报》与南方日报合办《新京报》我就调到北京，现在是《新京报》时事新闻(部)主编。

网络拓展了传统媒体所达不到的领域

主持人：

您所在的《新京报》属于传统媒体，您觉得在影响力方面纸媒和网络媒体的区别在哪儿呢？

陈峰：

因为今天这个问题是说网络是传统媒体的放大镜，这个观点我不是不同意，但是我觉得这要有前提条件，就是中国的新闻体制实际上是有一些缺陷的，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那么发达，所以现在网络的加入成为一个新的传播渠道，弥补了传统媒体很大的不足，从这个角度讲读取确实可以说是网络是一个传统媒体的放大镜，比如有一些北京地区以外读者想看到我们《新京报》的新闻，那就可以通过网络，很方便。

正因为中国传媒体制上还是有一定缺陷，比如在行政体制下相对比较割裂，各省管各省的媒体，所以才会产生中国这样特有的门户网站。在外国没有产生我们这样的门户网站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有高度发达的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就抵消了一定的网络优势，从这个角度我更倾向于认为目前的网络是对传统媒体的补充，拓展了以前传统媒体所达不到的领域。

主持人：

您觉得对传统媒体或者对网络媒体来讲它关注的人群是重叠的还是有所区别的？

陈峰：

这要看怎么讲，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不能简单地说。我的朋友张锐是《京华时报》的新闻主编，他和网络同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对一个媒体来讲，出生的时候会非常需要网络，比如《新京报》刚开始发展时非常需要网络，因为发行量不大的时候，网络就相当于一个网络文摘一样，等于我的新闻做得好的话可以免费发行，就可以推广我们的东西，就可以把我的影响力扩展到我的发行量以外，但是随着报纸不断的发展，读者群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时候你再简单地讲它对网络有多大需求这个是比较可疑的，比如现在的《京华时报》作为北京早报的第一大报对网络的内容就不是那么重要，它的发行量足以支撑它的影响力的时候，对网络的影响他可能就不太那么看重。

所以对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来讲，受众会不会重叠起来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它的网络版订户很快超过了报纸本身的订户，但是其他的报纸就做不到，因为华尔街日报的受众很可能是非常纯粹地想获知信息，很单纯的目的，我上网订阅华尔街日报的网络版，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信息量是一样的，而且还方便，他的用户都很高端，都可以上网，但是对于一般报纸的读者来讲，看报纸可能有很多目的，并不是那么纯粹地获得信息，有可能是休息，而且看报纸还有乐趣，读者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光看新闻信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越是纯粹想获得信息的人可能会更关注网络，因为网络信息是整合的，不是单一的媒体，越是不那么高端的读者可能相对反而会比较关注传统媒体，他的要求很多，可能更关注本地的新闻，这时候对网络的需求就不是很大了，当然我想《新京报》的读者可能也会比较关注网络。

传播渠道上网络占了先机

主持人：

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份真正意义的全国性大报呢？

陈峰：

我觉得不光中国没有，全世界都很少有，可能日本算是有吧。但是像美国这样媒体高度发达的国家，除了《华尔街日报》之外很难讲其他的报纸就是全国性的报纸，这里面有很多实际行的问题，第一个是发行，你没办法解决发行的问题，因为全国性报纸面对的是全国的读者，你解决不了发行渠道的问题，解决不了如何把新闻传递到读者手中的问题，比如像《新京报》，《新京报》如果是面对全国的，那我怎么面对上海的读者，怎么面对广州的读者？我知道有很多报纸的前辈，包括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做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但是他们所说的全国性的报纸应该指的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大都市里面发行的报纸，而不是真正指全国性的报纸，他不可能关注到一些二线城市。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可能就占了一个先机，这点永远是平面媒体所解决不了的，可能电视可以解决，网络和电视都有这种渠道，我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全国的新闻，我有电脑就可以上网看，我订报就不行，我在郑州想订《新京报》不可能的，哪怕在上海我想订《新京报》也不太可能。

主持人：

有一个网友针对刚才咱们的问题提出，他说没有全国性大报是因为对民间资本开放不够还是地方政府的问题？

陈峰：

当然从现在来看，中国行政体制的分割肯定会对形成所谓全国性大报有一定阻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行政体制在进步，很快也会改革。而他提到的民营资本是这样的，民营资本会更快地把目光集中在快速盈利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指望民营资本办全国性的盈利很困难的报纸是不可能的。在美国《今日美国》这样的全国性报纸是八年盈利，在中国的说法是都市报三年盈利，是非常急于求成的。今日美国其实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报纸，他有特殊的渠道，方式很难复制，但是中国有哪个民营资本包括世界上有哪一个财团愿意投资一个八年才会盈利的东西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上的问题，有很多政策上的东西，我们要记住，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所谓的真正的全国性的报纸也只有《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

主持人：

您认为发行量到多少份可以忽略不记网络传播的作用了？

陈峰：

我觉得是这样的，关键还是看报纸的追求。如果一张报纸追求的仅仅是本市的影响，那你只要把本市的受众大概分析一下，当然先排除中国报纸发行巨额亏损的因素之外。比如《京华时报》可能追求的就是在北京本地的影响力，我只要估算一下北京的常驻人口你就可以算出来，这和网络不一样的。

但反过来讲如果这是追求一份全国性影响的报纸，那不论你的发行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都无法忽略网络的影响，关键是看你的报纸的定位和追求，这是大的前提。

报道任何一条新闻都会有一定的阻力

主持人：

有网友问《新京报》报道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社会新闻，包括近期的教授女儿被掐死一事，请问在报道中你们会遇到哪些压力？

陈峰：

其实我想这个压力这词是不是改成阻力好一点？因为作为一个记者来讲，不管是作为目前记者部主管还是记者，发一条新闻这对我来说算不上有什么压力，因为这只是一份工作，除非报道会让一个黑社会带着刀在门口等着砍我，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什么压力。如果别人告诉我不要报道了，我会告诉他们"对不起，我是记者"，你去找我的上级吧。但是说到阻力倒确实很大，来自方方面面，你报道任何一条新闻都会有一定的阻力，只是视对方的能力的大小而已，阻力跟对方的能力是成正比的。

主持人：

那您报道新闻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网络新闻我们作为网络编辑或者什么我们没有直接的采编权，这个问题是在昨天的访谈里也和展老师谈过的问题，在传统媒体有采编权那会不会有时候会和政策或者我们报纸上面的一些压力会对报道这个事情产生一些问题呢？

陈峰：

您说的是自采权吧，现在国家政策是网络不能自采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我们《新京报》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规则，就是对国家的法律行的规定你要百分之百的服从，法律是无条件的，即使你认为这个法律是不合理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公民来讲，你记者首先是一个公民吧，首先就要服从法律，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国情就是有自己的政策，首先记者要尊重这个政策，对政策要抱一个尊重的态度，作为中国的记者来说尊重政策是必须的，因为记者是通过你的工作达到报道新闻的目标，如果你出于一种对政策不尊重的态度你的新闻发不出来，那我觉得作为记者的价值会打折扣。

曾经有一个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他说你写不写内参，我说我不写内参，因为我一直是作为一个都市类报纸的记者，所以我认为新闻最大的目标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而不是让小部分人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个人还是喜欢网络的，也就是说尊重政策和我喜欢网络是同一个目的，都希望作品能发表出来，采的稿能发表出来，能让多数人看到。

作为新闻编辑我热衷于在论坛里和受众沟通

主持人：

我觉得您对网络媒体还是很有兴趣的，那有没有想过到网络媒体去做记者呢？

陈峰：

我是很喜欢网络的，我从98年就开始上网。现在更多的是管理和指挥，所以我现在在办公室的时间会长一天，每天甚至有八到十个小时在网上，网络这块虽然目前还没有新闻自采的权利，但是我想网络还是有一些和平面媒体不同的特点，对我来讲还是很有诱惑的。

比如网络互动性很强，刚才您不说到网络是放大镜的问题嘛，网络之所以能起到放大作用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您也提到过的互动。就是可以立刻看到别人对我所做的这个产品的评价，跟帖很多，如果我一条好新闻我马上可以看到反响，互动很好。

如果我现在作为新闻编辑我可能更热衷于在论坛里和受众沟通，这是很有乐趣的事，作为传统媒体我也可以和读者来信打电话，但是现在愿意写信和打电话的人还是很少的，但是网络上发帖子的热情还是很高的。

另外网络还有多媒体性，因为在网络说我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包装一条新闻，可以有视频、音频、可以有Flash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在传统媒体就是图片和文字。而且我自己感觉网络的成本还是很低的，我有一个想法，如果要改变一条新闻的包装方式，在传统媒体我可能要说服很多人，但是在网络媒体上这个创新可能就会变得很容易，因为它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它很开放，这对我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

主持人：

新浪副总裁说如果一条新闻网络不炒作的话一个星期后这就是一个死新闻，而如果网络跟进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长久的新闻。

陈峰：

我也看到很多网络上一条新闻一直挂在首页上，但是实际上这条新闻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因为不会是所有在要闻区的所有新闻你们都拿来炒，为什么？因为只要这条新闻确实有炒作的基础，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孙志刚案件或者公交车上的惨剧，像这些新闻肯定是很受大关注的，如果大众不关注你是不会去炒的，网络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帖子，可能是一年以前的，又被拿出来，但是这些新闻的关注度肯定不如刚发生的新闻来得好。

主持人：

网络可能还有一些真实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网上可能有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

陈峰：

对，我觉得您认识到这点很好，有人说博客的出现会让记者饿死，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记者是要去求证的，他们报道有更真实的一面。

主持人：

对，我们的记者真正去做的是让人去知道大家什么是真实的。

陈峰：

对，所以很多平面媒体的报道是对网络媒体报道的支持，比如东北的宝马车撞人事件，这个事件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新京报》是第一家把这个事件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媒体，但是我们采访出来的事实和网络上很多报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很多网民就在痛骂《新京报》，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新京报》报道的东西不合他们的胃口，但是《新京报》通过自己的记者的采访报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报道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动，传统媒体由于它的限制网络可以补充过来，但是网络媒体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也要由传统媒体来做。

我觉得对于一条新闻能否成为社会热点关键的前提条件不在于它受哪种媒体炒作，关键看它是否受社会关注，网络是因为有自己的快速传播渠道，所以就容易引起社会的热潮，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网络作为一种渠道引发社会关注的作用之大，确实是我们目前传统媒体所做不到的，不光是因为它的传播快速、量在，而是在于它的参与。一条新闻很可能是在三大门户网站中都被埋没的，但是有可能就是被一些网友从一些论坛里面掏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说网站的首页和传统媒体是一样的，也是经过一些职业人员的筛选。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由专业人员挑选出来的。

主持人：

有网友问孙志刚事件已经过去三年了，您对此应该有很深的感触，您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陈峰：

我以前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这件事情的裁决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如果他指的是收容制度的结束的话，我感觉很高兴，因为我以前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中央政府废止收容制度对我来说使我恢复了对社会的信心。对于这件事情的成因来讲我也在各种场合说过，孙志刚事件应该说是一个中国媒体的胜利，就是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所有媒体工作人员的骄傲，他不是我和王雷以及《南方都市报》的胜利，而是中国所有媒体工作人员的胜利，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民主意识的胜利。因为你可以看到孙志刚案年在传统媒体、在网络包括在全国各种媒体的积极参与下，中央政府最后废止收容制度，这是社会的很大进步，可以看作是社会的力量。

我很乐于把它看作中国媒体所有从业者的荣誉。

主持人：

有网友问听说《新京报》报道公交车上教授女儿被掐死的时候，受到公交公司很大的阻力是这样的吗？

陈峰：

这个事情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也不希望网友夸大这件事情，因为只要报道一条对于某一个人不利的事情，他就会想办法阻止这个新闻的发表，但是由于受到他个人能力的限制，可能只是打一个电话说你要发表这条新闻我就去告你，所有的新闻都会有阻力，但是这个阻力是要看他们的能力，公交公司的个别员工采用了他们的方式阻止这条新闻发表，这也是很正常的。

主持人：

您觉得《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这两家报纸在运作方式和市场定位上有什么区别呢？

陈峰：

《南方都市报》是一份已经成功的报纸，《新京报》我觉得它还是一种将要成功的报纸，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成功了，但是目前来讲《新京报》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即将走向成功。

《南方都市报》我个人觉得是在中国都市报时代已经做到顶级的报纸，正因为它做到了顶级，所以它不太可能扬弃自己的做法，因为很多做法读者已经对它养成了一个阅读习惯，就是我看《南方都市报》一定要看某一种新闻，我的一个《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就跟我讲，他有些社会新闻不做的话，读者会问为什么我在《南方都市报》看不到这样的新闻。

但是《新京报》因为是一个新报纸，就有可能总结全国都市报的经验，去扬弃和升华，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新京报》有一种过渡形态，从原来重视社会新闻重视炒作的都市报向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有影响力的主流报纸过渡的性质，我不认为简单地去说两者之间定位的不同，只能说《新京报》和都市报不一样的比如对时政新闻的重视，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解读，以及深度评论等等已经和传统都市报有很大不同了，因为对传统都市报而言它没必要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的力量，所以《新京报》很大程度上是对都市报总结之后的一种升华。

主持人：

为什么您觉得《南方都市报》做到了顶级？这个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陈峰：

因为《南方都市报》是这样的，它在都市报的行业中已经采取了很多传统都市报不会采取的手段，比方说《新京报》目前非常重视的评论实际上是从《南方都市报》03年改版时已经是大规模的出现了，《新京报》目前为人称道的核心报道实际上也是脱胎于《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南方都市报》在都市报的序列中所采用的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理念来讲都已经看上去和一般传统的都市报不一样了。

从采编人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市报做到他这一步，如果再往前发展就很容易脱离都市报的性质，因为我们都知道传统的都市报是有明显的特征的，比如"短、平、快"的新闻，社会新闻尤其是恶性案件的报道，都是很关注的，《南方都市报》也有这样特征，但是在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元素，这些技术是传统都市报做不到的。

还有，一些短、平、快的社会新闻无论从深度速度还是从角度而言，我还没有看到其他的都市报可以和《南方都市报》相比，所以我说他已经达到了顶级，如果它再往前进一步可能就脱离都市报了。

其实《南方都市报》可能不是没有这个实力做转型，而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有没有必要。

主持人：

有位网友很关心你，他说崔永元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那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陈峰：

我没有和崔永元打过交道，我不知道我们俩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我自己的感觉是差点得忧郁症，但是可能是工作压力大的原因，我想可能工作少一点，就不会得忧郁症了。我在广州呆过，很喜欢南方人务实的精神，比较看重在目前环境下能做什么，要在目前情况下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当然我也会发牢骚，其实我这个人经常会发牢骚，但是在发完牢骚后我更倾向于做好自己的事情，毕竟在目前所处的行业下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其实不去网络媒体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主持人：

有位网友问《新京报》可能卖得太贵了，他说《新京报》要是五毛一份我就天天买。

陈峰：

希望网友理解我们，如果五毛一份的话可能很快他就看不到质量这么高的《新京报》了，《新京报》是值得用一块钱来买的。在香港一份还不如《新京报》的报纸可能要卖到六港元。中国的报纸这么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恶性竞争，我希望今天的网友都了解这一点，中国的报纸是很严重的恶性竞争，如果《新京报》卖五毛钱那你可能就看不到现在这份《新京报》，如果你欣赏《新京报》的话，我希望大家还是支持他的。

主持人：

记者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吗？

陈峰：

对，我不建议任何一个新毕业的学生在有别的出路的时候做记者。

主持人：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是有精英化的，这会不会和都市报的原则有所违背？

陈峰：

评论本身就是精英化的，我们评论部的主编孟波对比过评论和杂文的区别，他曾说评论也是一种新闻，是新闻的延续，要说出新闻背后为人不知的事实和道理，这个对人的要求和素质是很高的。

而现在网络评论的问题就是不够精英化，以至于胡说八道，水平有的甚至不如一个网友的帖子。如果你如果想从新闻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必须首先是一个学术精英或者社会精英，这是一个肯定的事情。《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为什么坚持要做评论，因为虽然做评论有风险，但是比较有远见的报纸都会去做，因为报纸是需要读者去关注，就会需要一些人去告诉读者应该了解什么。

我想采访新闻也比写好的评论容易，因为新闻只要把事实组织出来就够了，但是评论你必须要从背后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其他的东西。我对各大网站的评论都是有一定看法的。不能说网站的这些评论没有建设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把评论都变成博得眼球的工具，这是很悲哀的，如果连你的评论中都是美女强奸啊这类的东西，那你还不如不做，这是对评论的侮辱。我经常会在网上曾经看到一些评论，观点很可笑，像是把文革以前的观点一样，如果把这些也当作评论，我看还不如专门开一个胡说论坛算了。

主持人：

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回到我们的主题，您认为网络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发展，或者未来怎么发展更有助于他的放大镜的功能？

陈峰：

网络千万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放大镜，只把自己看成放大镜以后，就等于你就把自己在新闻界的弱势群体地位固定下来了。

网络虽然现在有很多不能做的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看成新闻界里面不可替代的部分，你并只是简单的一个放大镜。

我对网络媒体的期待是这样的，网络在未来真的有可能成为真正媒体的主流，因为它具有的一些特性是未来媒体所必需的，互动、及时、快速、资料库的性质等等，而且网络长远来看是可以集合了各种媒体的优点的，电视的优点、广播的优点、报纸的优点，未来的媒体一定是多媒体的，是多种媒体的整合，而网络是最有资格成为这种媒体的。

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上会大量应用音频、视频。这方面报纸就弱一些，报纸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偏重于文字的，是理性的，而电视是直观的，不是说电视节目要为八岁男童理解的水平来设计吗，所以电视很直观，而看报纸可能就对读者有一定要求。

任何媒体都有缺陷，只有网络有可能成为真正整合的、全面的媒体，有资格说自己是多媒体的传媒。未来肯定是多媒体是主导，比方我现在上网，假设技术水平达到了，当看某一个事件时，可以简单地先看一下文字介绍，了解一下大致情况，如果时间足够就看一下视频，觉得累了，还可以听一下音频，也许音频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女主播呢!

我想了解更多，可能会看看文字的分析，看看评论。想了解更多的话可能还要看一下网络做的FLASH模拟图，比如一个空难，我可能会看一下网络做的示意图如何表现这个空难的技术细节，可能还可以翻出以前的相关资料看一看。

在这种时候，这种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是无限可能的，只有网络才有这种可能。

主持人：

所以网络一定要极致地发展自己的优势？

陈峰：

对，网络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主持人：

谢谢陈峰来到我们访谈。

《南京晨报》编委兼发行中心主任  马培军

南京是全国报业大战最惨烈的城市之一。一个总人口才600来万，市区常住人口不足300万人的城市，报纸最多时每天有10种日报出版。其中除开省市两家党报，仅都市类日报就有8家之多。有《南京晨报》、《扬子晚报》、《服务导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江苏商报》、《江南时报》、《经济早报》。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洗礼，《经济早报》和《服务导报》因种种原因先后停刊出局，现在还有6家都市类日报。另外，作为两家党报之一的《南京日报》不久前也进行了改版，定位于“都市型党报”，也向零售市场进军。还在2002年，曾有一位中部地区报社老总来到南京考察，在街头的报摊前，拿出两元钱买4份早报，报摊主给了她4份共200多个版的报纸，然后再找回她一元钱。这位老总惊得目瞪口呆，她正在为自己5毛一份的报纸报价太低导致成本太高而苦恼呢。见到南京这阵势，她心满意足，不再烦恼，说和南京的报业市场相比，南京是地狱，自己在天堂。

一直到不久前，南京报业发行都有两大特色：第一大特色是社会批销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渠道”控制着报纸的主要发行量，这些“二渠道”，南京人又叫“大报头子”，约有100多个，他们下面还有“二批户”，也就是“二报头子”，甚至还有“三报头子”，加上这些人手里的小工，这批人约有两三千人。我们在此统一称之为“报贩”，最后终端报摊亭约有近3000个，往往一个报摊有两三家报贩在送报。“报贩”和“报摊主”等社会势力控制了一张报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发行量。南京报业市场的第二大特色是低报价竞争。对于这两大特色的发行我称之为“南京模式”。

对于专业发行人来说，这种“南京模式”简直就是个“二百五”模式。但是，却正是这种发行模式曾为南京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段辉煌。下面我们来回顾回顾这段辉煌史。

1987年，刚刚创办才一个年头的《扬子晚报》退出邮发，创立了独特的一种不同于《洛阳日报》等自办发行先行者的发行方式，即报社没有自己的发行队伍，而是通过合同形式建立自己的加盟发行站，综合利用社会资源优势来办发行。这种发行实际上就是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人”来批发报纸再去零卖，赚取批零差价。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无业游民较多，有上山下乡回城的，有从“山上”下来等就业的，有退休的，失业的，等等，一部分人去贩牛仔裤卖，一部分人去卖南京盐水鸭，还有一部分人发现批《扬子晚报》卖来钱也快。当时曾有一则新闻说有个离家出走的农村女孩就是靠从报贩手里二批报纸卖来解决吃住一呆很多天。这第一批报贩中，如今有的和卖盐水鸭的一样发了财成了大款；有的自己修成正果马了较大的书刊发行商，如苏皖地区的《凤凰周刊》的总发行就在一个报贩手上，大小邮局都得从他手上批；也有人成了还做着“大报头子”，几乎成了半黑社会性质团伙头目。他们大大小的报贩报摊主联合在一起，实际上已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话说回来，这批人走了一条与当时以《洛阳日报》为代表的完全不同的自办发行的路子，这种模式极大地降低了报社的发行成本，它不需要报社作任何投入，人房车物通通不需要投资，给个批发价就行了，印刷完成后的运输送摊收款退报任何事都不再需要报社来做了。报纸的发行量节节攀升。《扬子晚报》从5万份起步，1993年左右也不过是三四十万份，截至2000年该报发行量已达157万份，名列全国晚报之首。后来又超过了200万份。“南京模式”一时间也闻名全国报界，成为全国发行行业的一枝独秀玫瑰。

再来谈谈“南京模式”中的低报价竞争。1998年左右，当时隶属于于江苏省供销社的《江苏商报》全新改版为都市类日报，在当时三毛一份的报业市场上打出了“两毛”牌，而且一炮打响。此后不久，新华社江苏分社旗下的《现代经济报》更名为《现代快报》，并趁改版改报名之机发扬光大，搞出了个后来轰动全国的“一毛”报价，一个月发行量从几千万突破10万份。1999年底，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南京晨报》的前身《每日桥报》改版为双面彩对开大报，也高举起“促销价一毛”的大旗。发行量也是从5万份迅速冲到20多万份。这股降价风波后因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而中止，但它却干成了两件事：一是成就了《现代快报》和《每日桥报》，二是拖跨了《江苏商报》。《江苏商报》从此后劲不足，一撅不振，退出了南京报业第一方阵。2000年底，《每日桥报》重新改版为小报并更改报名为《南京晨》，再次向市场发起冲击。不久后，南京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金陵晚报》也改版跟进。与过去不同，这次各家报纸的改版战略均是不约而同地向厚报冲刺，先是32版，后48版，然后56，再64版，到今天日常规出80版，出96版，100多个版也是常有的事。同时，这次报社自己没降价，但报摊报亭自己推波助澜搞起了捆绑销售，五毛两份，一元四份。每家报纸的发行量都极快地冲破了30万份。

南京的报业发展达到了一种表面上的辉煌。“南京模式”在2001年、2002年两年间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种辉煌中，价格战也是功不可没。南京这个城市特别吃降价这一套。现在的第一高价股“苏宁电器”，靠的就是打价格战起家。当年南京市商业局旗下的八大国有商场其中还包括在全国排在前十名的南京新百，联手封杀苏宁，在南京商战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最终还是以八大商场联盟解体惨败而告终。如今苏宁已在全国开连锁店，并成功上市。价格战就是其发家的杀手锏之一。南京几家新锐媒体的起家靠的也还是价格战。

在南京报业辉煌的初期，“南京模式”功勋卓著。然而，不长时间后，问题出现了。随着厚报时代的来临，这“两大特色”成为南京报媒发行的“两大硬伤”。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报贩将当天的报纸成捆卖到废品收购站或高价私运到外地无效发行的市场上去。2004年2月，我到北京学习，向发行奇人谭军波取经，一谈到南京发行市场，他便说：“南京市场我知道，它有两大致命硬伤。”他所说的两大致命伤，正是所谓“南京模式”的两大特色。

从此，南京各家报社与报贩们的关系从合作共赢开始转变成互相制约互相防范甚至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最后演变成为一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战争。这场战争是按着这样一个轨迹打起来的：报社培养报贩以与邮局抗衡-并利用报贩发展自己降低成本——报贩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卖废报——报社对报贩加以控制制约——报贩为着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反制约并试图控制报社的命脉——报社与报头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南京报业发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报社与报贩们的合作与斗争史。与邮局的合作与斗争倒成了无关紧要的陪衬。

时至今日，斗争的双方还各有一句口号。报社口号是：消灭大报头！报贩的口号是：捞一天是一天！
所以我今天谈的正题就是：反击“南京模式”。南京报业发行是如何与“二渠道”们合作的，上面已提到，不再多说。我今天介绍的是各家如何打响对二渠道的反击战。实际上这也是对“南京模式”的反击战。

谁打响了第一枪？是报贩自己。报贩最初是靠发行《扬子晚报》起家的，扬子晚报给了他们很高的批零差价，以16版为基础版，每加厚一张纸，就给报贩1分多加张发行费。等到新的报纸办起来了，发行时找的还是这批人，因为他们的铺摊率可达100%。“二渠道”成了大家都可上的公共汽车。但是其他报纸不会给这么高的费率，最多时5分钱，最少时2分钱，现在是3分钱。当年发行《扬子晚报》时版面才4个版，8个版，报业大战初期也不过是16个版。版面再增厚时，报贩们就发现了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当中部地区那位报社老总来到南京买报时，正是价格大战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般四开一版重超过2.5克，200个版不到可称一斤即500克，最高可卖到八毛钱。一般报纸达到80多年版时就有半斤重，卖废报一份可以卖到3毛多近4毛钱，而当时批发价才每份1毛7，上摊价两毛，零售价3毛，报贩直接将报纸卖到收购站比他辛辛苦苦雇小工开车送到报摊赚的钱还多得多！鬼才会替你发行呢。谭军波在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南京为什么总是打价格战？我了解，他们的渠道很弱，发行都交给二道贩子去做，他只能降价，隆到最后比卖废报纸的钱都低，造成了很大的发行浪费。有一个笑话，一个报商在打价格战时不断地要报纸，最后一个月卖废报纸赚了16万元，这种很可笑的事情就是来自南京市场。”

2003年，越来越多的报贩发现了这个赚钱之道。另外，由于南京报纸内容好，外地有需求，许多报头将南京的报纸高价卖给外地。坐地批发赚一份钱，然后给外地只给一半版面，另留一半卖废报，两头赚钱。南京的废品收购站有动作了，纷纷扩大仓库招收员工；报摊主反应过来了，一旦发现版面厚，便立即惜售，将报纸藏起来，一大早就说卖完了；就连有些普通老百姓也发现了生财之道，一大早骑着三轮车一条条街跑，就以零售价十份八份的买，然后骑到收购站卖掉，还能赚钱。每家报纸的发行量飞涨。老总们一开始还沾沾自喜。但是到年底突然发现或者不赚钱或者所剩无几。老总们突然明白了什么。开始采取收缩政策，对报贩有的限量供应，有的减报。有的报社开始组建自已的零售网络，建立自己的队伍。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南京晨报》发通知要求报贩要减少要报量，当时我们的借口是“因发行量飞涨，印刷能力有限，不再对外地发行，要对有外地发行量的批销户减量”。为了使这项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报社还临阵换将，将在采编岗位上干了16年，广告岗位上干了一年的我推上了发行部主任的岗位。因为我从来没有干过发行，与报贩们没有任何瓜葛，斗争起来没有任何胆怯。我2003年9月24日下午接任，25日第一天上班，整整一天就被几个大报贩围在办公桌边，吵了一天，从早上七时到晚上七时，我只出去上了厕所，饭都是同事送的。吵的理由就是不能减他们的要报量。当时几大报头的取报量少的是一万多份，多的两三万份。桌上的杯子也被砸了，我也不发火，笑嘻嘻地说是执行报社的有规定。第二天无事。但是他们当天晚上自发组织开会，据称说要给要断他们财路的各家报社来个“下马威”，要采取行动。据后来称他们是采取抓阄的办法，将写有《扬子晚报》、《南京晨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字样的纸条放在饭盒里，抓到哪家第二天就停发哪家报纸。说是当场抓阄抓到了《南京晨报》。如此如此。第二天深夜第三天凌晨，平时在发报现场争先恐后生怕迟了一步的报贩们突然变斯文了，个个都不取报，喊他们拿也不拿。说是要找报社老总谈判。有些小报贩还是想拿走，就有人在旁边威胁，说看哪个敢拿，还想不想混了。当时我去了现场，说报纸是你们预付款了的，不要是你们自己的，我们放在一边。还问是不是有人要动手，要砍头我就伸脖子，要砍手我就伸胳膊。那天我产近四十万份报纸除了邮局整订户外，几乎一份也没有上摊。此事也惊动了省市委及公安部门，据说新华社记者也写了内参。那天到上午九十点钟，我及一位副总与他们的四个代表谈判。他们不是谈取报量的问题，而说是要求增加费率。又说是第二天第三天还要轮番去其他报社一个报社闹事。

这也就是说报贩们自己先打响了第一枪。他们率先向报社正式宣战。这只曾经将南京报业带进辉煌的社会批销队伍从这天起已正式成为“贼军”，成为各家早报共同围歼的对象。但宣战当天，有些报社有些惧怕，有的报社就传出话来，说要给他们发什么冷饮清凉费什么这费那费，后来自称“安抚贼军”。同时各家报社加快了组建自己发行队伍的步伐。我也是在那天下定决心，“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定要组建自己的队伍，决不能将一张数十万发行量的都市报的命脉掌握在这帮流寇手里。

外地贩运我派人围追堵截，一时堵不死，便采取疏的办法。分别在无锡、常州、镇江、苏北盐城及邻近安徽省的马鞍山市、芜湖市、蚌埠市等你设点分印，一年至少要为报社减少浪费节省成本千万元以上。然后再在南京市建设自已的发行站组建自己的网络。在自办发行出现近二十年后重走人家走过的路。去年3月招聘管理员，4月上岗，征订、投递、送摊样样都干，到10月份，将每个站一分为二，一为征投站，一为零售配送站。人数迅速扩展为四百多人。投递一万份以上的站又设了二级分站。零售配送站100多人除了配送全市主城区2000多个报摊亭外，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监控100多个大报贩，查到一份走私报按报价的十倍奖励。现在最大的报贩手上只有2000多份报纸，此人最多的达三万多份。《现代快报》也更是发生了报贩到发行站抢报，数百发行员围在大报贩家外对峙导至公安人员出面调停的情况。《金陵晚报》也快刀斩乱麻将有的大报贩的取报全部取消，一份都不再发。各家媒体为与报贩们斗争，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报贩们散乱一团，末日将临。
在这个时候，又是《扬子晚报》出资组建了江苏九九递送有限公司，将这批报贩的扬子份数买断，将他们全部收为零售队伍，流寇一时间又成了正规军。用当时他们一位分管领导的话说：“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不知何意。最后这批唯利是图“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会给发行界带来什么，尚不得而知。本月好象《扬子晚报》也在对这部分人动手了，并的并开的开，七零八落。当时我们不理解扬子的做法，现在看起来也许《扬子晚报》正是采取了关起门来打狗的战术。只有这样才能既不影响自己的发行，又能一举歼敌。
反击“南京模式”的第一阶段战役是针锋相对“打”出来的。反击低报价的战役则是“谈”出来的。
在去年10月，当报贩卖废报登峰造极时，《南京晨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南京早报“三巨头”的发行中心主任终于坐在了一起，喝茶，喝了整整一个下午。谈了很多事。后来三家报社的老总也聚在一起喝了茶。在10月18日，一向是竞争对手互不相让的三家早报同时在一版同一位置刊登了同一通知，将零售价从3毛涨到4毛。批发价从1毛9涨到了2毛7，上摊价从2毛涨到3毛。从3毛到4毛，看起来仅仅是1毛钱，对南京报业发展却是前进了一大步。事实证明，涨价并没有影响到各家的市场份额。从此后，《南京日报》的零售价也从2毛、3毛涨到了4毛，《江南时报》也涨到了4毛。当时我们曾笑称，等明年我们再来喝茶，将零售价涨到5毛甚至1元算了。但是，暂时已没有哪家报社老总敢冒这个险了。
反击“南京模式”，实际上就是对过去南京畸形发行的一种否定，是报纸发行发展到一定阶段非走不可的一段路。本人是“南京模式”反击战的急先锋。但是，是不是有了自己的渠道和网络，有了自己的兵马，然后就有了江山？是的，但是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自办发行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报纸发行方式，由于自办发行服务范围狭窄的先天缺陷、各自为政（自办发行要求报社自己组建一个班子，单独拉出一套人马）等方面的后天失调，自办发行也越来越表现与其初衷相背离的缺憾。比如说，我给自己队的综合投递费超过了1毛5，给邮局和其他投递公司的都是城区8分，郊县1毛。我还有房租，用品等。对于报社来说，如何解决庞大的队伍的开支，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形势的发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终于把“多渠道发行”、“联合发行”推上议事日程。所谓“多渠道发行”，是指一家报纸既可以交邮局发行一部分，也可以自办发行一部分，还可以通过其它有效渠道来发行，不受一种发行渠道的制约。报纸的发行权完全掌握在办报人手中，它在借鉴邮发与自办发行基础上扬长避短的选择，其核心是在发行自主前提下，对发行方式的优化。
如果同一城市的各家报社都自办发行，各送各的报，以规模经济的观点看无疑是一种浪费。现在我们南京不仅仅是每家报社都是自己投，就是在一个集团内的各个子报，也是各建一套队伍。为了降低成本，从今年初起，我将一部分投递分给了邮局，将一部分分给了江苏九九递送有限公司，也将一部分分给那些遵纪守法的报贩。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的方向。它的最大特点是报社掌握发行的自主权，怎么有利于办好报纸、服务读者就怎么做，不受其它因素的制约。充分发挥邮局的作用，同时适时实施多形式、多渠道发行的做法一出现，原有的沿用了几十年的单一发行体制和单一发行渠道被突破，报纸发行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邮局同我谈费率，我说你做得下来就做，做不下来就不要做，我自己能做，投递公司也能做。当投递公司与我谈费率，我说我不能有两种价，一切按给邮局的政策办。这样，我说了算，我的产品销售命脉就掌握在了自己手里。在一个集团内发行队伍有合有分，好象在广州的南方日报集团、羊城晚报集团也都有类似现象。这都是当我们的市场不成熟，发行能力不成熟时，报纸又在上升期的时候，渠道的重复投入是必须的，如果这些子报不及时的投入自己的渠道，有可能在竞争中失利而败下阵来。
“南京模式”被打倒了，最理想的模式在哪里？目前，包括《南京晨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都在采取这种多渠道发行模式，对报贩们采取挤压政策，也仅仅把邮局当成一个大报贩来对待，其他社会投递公司来也是一样对待，彻底地掌握着场上主动权。在今天，谁也没有胆量来拒发我的报纸。你不发，不就是2000多个摊点么？我已经全覆盖了，本来我们现在就是重合的，你将市场份额让出来正中我的下怀。当然，你老老实实地发行也不是坏事，我的发行的成本更低。对于投递，我也是主城区全部覆盖，你不干我立即招人，原来的每个老投递员都可以带一个班呢。我认为这是南京目前最好的发行模式。就在前不久，《南京日报》发行部主任主动找我联系，要组织一支零售队伍，将我们的报纸和他们集团的报纸套起来零售。我很爽快的答应了，因为这种两个有竞争的集团间的民间联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的确是一种进步。就象我们几家竞争极为激烈的报纸发行中心领导能经常坐下来喝喝茶，讨论大计，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我们讲得很明白，内容的竞争比的是采编部门的内力，发行部门的竞争根本上比的是报社的经济实力和我们自己的营销能力，但在对付报贩这件事上大家的利益和目标都是一致的，就应当全面出击，全面联合，反击旧的“南京模式”，并且要迅速建立一套新的南京模式。也不排除南京报业发展到一定时候，会各家共同出资建设一支共同的“联全国军”发行队伍，内容上去竞争，发行经营上联合，共同降低成本，形成共赢。当然，这必须还来一场血战，再死掉几家报纸，在大家都认为无法消灭对方只有和平共处才能生存的时候才能做成这件大事。    
作者简介：马培军，男，40岁，回族，主任记者。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在《南京日报》、《金陵晚报》任编辑、记者、主任记者，荣获南京市首届“十行百杰”青年称号。现任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南京晨报》编委兼发行中心主任，江苏南京晨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乞丐

南京火车站  2005年10月15日

乞丐可能不是乞丐，行走江湖的人大抵知道这是个真理。我说的这个乞丐，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乞丐，年龄很大，一脸的沧桑。一个被磨得光光的棍子一端挑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帆布包裹，另一端是一个同样破烂的手提袋。所有我所知道的乞丐应有的标志她都占尽了，只是她没有乞讨。

我是在南京转车去扬州，在站口走廊的石梁上休息，重重的行李箱，装着一床被子的大帆布包被卧扔在一边。当时好象是中午，肚子饿得呱呱叫，从开封带来的“嘎嘣豆”“巧克力”吃着真是太香了。这时，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乞丐的乞丐就出现了，看我吃着东西，略微停了一下，之后将她带的“装备”放在一旁。之后他躺在了包袱旁边，又坐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做出了一个我认为非常令我自豪的决定。我把我的“嘎嘣豆”“巧克力”等每一份分出一半，拿给了老太太，并坐在了她的对面：“啊婆，一起吃吧！”

火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从我身边经过，还有导游带的团。哎哟，看我的目光很异样，管他呢，没人认识我，就像记不得是哪一位伟人，没人认识他，他的穿戴就很随便，我也就“同理”了。我把老太太当成了乞丐，乞丐总需要帮助的……我们的旁边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一直注意着我们，行善的感觉有了其他的作料，感觉更好了，说不定，自己再“努力”一些，我的生活会有很多故事的。

其实，把“嘎嘣豆”“巧克力”放在老太太旁边我就离开了，其实，其实，其实，每个人做一些事情总希望有人关注。功利，很多人都很功利的，不是吗？

良心阵痛  10月22日   南京火车站

      南京挺漂亮的，从火车站就能看出来，同样是省会城市，出南京火车站和出郑州火车站的感觉很不一样。不了解，感觉也很片面，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脸面，或许，南京把好钢使在了刃上，南京的脸上是敷了粉的。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火车票已经买好了，距离火车开车 还有两个多小时。

      在火车站北，看上去像母女的两个人怯生生的拦住我，“母亲”看上去30多岁，女孩十五六岁模样。“母亲”说，她们家是江西的，由于被小偷偷了，还差八元钱车费，看上去很面善。我兜里还有20元钱，仅有的20元钱。我到一个小卖铺买了瓶雪碧兑换了零钱，把10元面值的给了她们。“母亲”很可怜地说她们是每个人差8元……我说，我回到家后还要坐公交！女孩说，我们都还没有吃饭，让我把水支援给她们。得！

      离开她们拐过一个路口，我忽然感觉不对劲，我是遇到骗子了吧？在路对面的电线秆子后面，隔着川流不息的人群静静观察着她们，一个老太太看我一个人站着还背者一个旅行包，一个劲盯着我问，“要不要住宿，要不要住宿？”

    “母女俩”过了不大一会将雪碧退给了小卖部，两个人不断的说笑着 ，还有另外两个装扮相似的妇女，骗子！他们应该是一伙的：她们是不是在谈论着我呢，《大宅门》景琦的逻辑是，没有你可以跟我要，我给你东西是我积德行善，你不能偷我，我损失了东西，你回头还的骂我傻瓜笨蛋。靠，被骗被骂傻瓜笨蛋更有逻辑可能，这两位或许正骂我的吧。

    母女俩又拦住了好几个人，看上去这些人都比较面善，或者说幼稚。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看母女俩又拦住了一个女孩，我快速跑过路口，将女孩拉走，“妹子，我等你很长时间了，你怎么才来。”“母女俩”看到我很惊讶：“你……我……”“骗子，我回头恶狠狠的说道……

    

新闻从讲故事开始：

“华尔街日报式新闻”写作技巧

 

    所谓《华尔街日报》式新闻，是《华尔街日报》头版上常见的一种新闻写作形式，即在报道非事件性新闻时，开头往往先讲一个与新闻主题有关的人物故事，通过这个人引出所要报道的新闻，进而一步步展开、深化新闻主题，使本来抽象、枯燥的非事件性新闻，因人物的介入变得容易赢得读者的注意，以人情味提高传播效果。
约定俗成的小技巧

　　二战后，西方新闻理论界通常把日常新闻报道分为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或称动态性新闻和非动态性新闻）两大类。前者由于有具体的事实，有发生、发展、结束的动态情节，因而容易引人注目；后者则因涉及的大多是问题观点、政策法规、机构行业等抽象的东西，往往令人感到枯燥乏味。

　　《华尔街日报》式的好处在于，将非事件新闻已经或可能影响到的普通人引入新闻中，通过讲述此人生活发生的变化，使读者的关注点落在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的身上，不知不觉地被带入新闻主题，从而增加了新闻的人情味和贴近性。这种写法使本来面向社会中上层人士、一般以严肃的政治话题为头条新闻的《华尔街日报》，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共鸣，拥有了更多的普通读者。

　  《华尔街日报》式目前有许多变种。一些记者无论写作事件性新闻还是非事件性新闻，往往都用讲故事的方法制造一个悬念，吊起读者的胃口，有的则把写景作为吸引读者的要素，渐渐就出现了多种开头并存的“华尔街日报式”新闻。

　　《华尔街日报》式在结构上一般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人性化的开头，即与新闻主题有关的人物故事；第二部分，过渡，即从人物与新闻主题的交叉点切入，将真正的新闻推到读者眼前；第三部分，展开，即集中而有层次地阐述新闻主题。第四部分，回归人物，即重新将人物引入新闻，交代此人与新闻主题的深层关系。

　　以上介绍的是完整的《华尔街日报》式结构，在长篇报道中应用较多，但也有的《华尔街日报》式新闻在新闻主题阐述充分后，不再回到开头起桥梁作用的人物身上，这种结构形式被称做不完全的华式结构，也叫“过河拆桥式”，多用于短篇报道中。

　我们可以通过对例文《辽宁大中型企业探索劳动力竞争流动新体制》的分析，直观地了解华式新闻的结构特点：

　　开头：“作为本溪钢铁公司保卫科的管理人员，唐明福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从铁交椅上撤下来，分配到勤杂部门当浴池厕所的清洁工。

　　曾在电力机车班当了１０几年工长的唐明福，４年前脱离一线岗位进入机关科室工作。能够坐上办公室管理人员的舒适椅子，唐明福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因为以往在中国的国营企业，只要不犯错误，就不会被调到车间去当工人。”

　　记者报道的主题是“辽宁大中型企业探索劳动力竞争流动新体制”，但文章一开头却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的命运转折，这种人物命运由高到低的极大落差，使人立刻对唐明福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同时也设置了悬念：唐明福犯什么错误了？不然为什么会当了浴池厕所的清洁工？让读者不能不看接下来的一段过渡：

　　过渡：“可是去年１２月，随着本钢劳动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仅在第一线试点单位的运输部，就有７７名多余的管理人员同唐明福一样，被调到一线生产岗位当了工人。

　　与此相反，９名没有任何门路的工人经过考试选拔，正式走上了管理人员岗位。”

　　通过回答开头设置的悬念，引出“本钢劳动制度改革方案”，进而成功地将劳动制度改革的话题引入新闻。此时，记者才开始新闻主体的逐步展开：

　　主体：“辽宁省劳动局长告诉记者说，本钢实行的这种改革，旨在破除国营企业内部长期存在的身份界限，它使企业１０．６万名干部工人一律以‘企业职工’的平等身份同企业直接签定互为制约条件的劳动合同，同时也掀开了中国大企业管理人员正式告别‘铁交椅’和‘铁饭碗’的历史。”

　　之后，记者用５个自然段近５００字阐述了此次改革的远因、近因及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了与以往改革在范围、性质、深度上的区别。

　　最后，在将主题由本钢扩展到辽宁三分之一国营大中型企业后，记者以辽宁省省长的话做总结，说明此次改革的意义，升华了新闻主题：

　　结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人们观念上的改革，使企业劳动力在流动中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岗位。”

　　需要说明的是，此稿写作的１９９２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其中劳动制度的改革又是意义重大的一环，而辽宁当时是改革试点，出台了许多新政策、新措施。可对普通读者来说，这些并不具备什么可读性。由于记者运用了《华尔街日报》式写作手法，此稿仅用短短９４０字，就达到了题材重大性与报道形象性的统一，材料分散与主题集中的统一。
《华尔街日报》式新闻的采写要求

　　从以上分析可见，《华尔街日报》式在吸引读者眼球方面具有明显的优点，对新闻报道来说是化枯燥为生动的有效手段，但它的成功与否，还要看记者是否在采访写作上下了一番别样功夫。

　　１、直接采访是写好华尔街日报式新闻的前提

　　记者的采访通常可分为直接采访和间接采访，在传统的非事件新闻的报道中，往往以发布公告式新闻或阐述观点为主，因此，记者只要把握好事实的真实、准确就基本无忧，就是不去亲自采访当事人，完全依赖别人提供的第二手材料也可以完成报道任务。

　　但根据《华尔街日报》式新闻的特点，新闻不仅是“公而告之”，还要“引人入胜”，那么，仅仅依赖于有关部门、人员提供的现成材料写新闻，读者就只能了解包含了“五个Ｗ”的“事”，而了解不到与此“事”有关的“人”，更不会了解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其中哪些人的反应很有代表性，哪些人的生活因此已经或将要发生变化甚至巨变。

　  非事件性新闻一般没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使记者可以有较充裕的采写时间，所以，写作《华尔街日报》式新闻，记者要尽量亲自采访有关部门及相关人员，不但要寻找与新闻主题有关的人，还要亲自观察采访对象的动作、表情、态度、观点，并在相关的同类人中选择最有代表性、最能说明新闻主题的人作为故事的主角，使之成为吸引读者、切入新闻主题的“桥梁”。

　　２、多信息来源是保障

　　采写传统的倒金字塔结构、公告式新闻时，只要信息来源有权威性，仅有唯一的信息来源便可。写作《华尔街日报》式新闻则不同，既要有来自上层的信息，也要深入基层，了解普通人的感受、观点，还应尽量多与不同身份、年龄、阶层的人沟通，以便找到合适的能反映新闻主题、又能最大限度引起读者共鸣的人物来。

　　３、选取合适的人与合适的新闻切入点是关键

　　一项政策或规定，往往涉及许多人，但并非所涉及的每个人都正好能成为将读者引入新闻主题的恰当人选，只有那些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又能引起读者最大注度的人，才是《华尔街日报》式新闻写作中合适的桥梁人物。

　　在上述例文中，有两类人可供选择，一类是唐明福们，一类是９名考试上岗的新干部。记者选取了大多数，因为人们往往更同情弱者，这样也更能反映改革带来的阵痛。在第一类人中，有７７名管理人员同唐明福一样当了工人，但不一定都去做了清洁工，只有唐明福的人生落差最大，他的先当了１０几年工人、后脱离一线进入机关的经历，更是国营大中型企业不少干部的历史写照，很有代表性。所以，以他开头，才最能体现华尔街日报式新闻所需要的人情味，才最能勾起读者的兴趣，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更有利于说明这项改革的意义。

　　除了人的选择，讲述人物哪段人生故事，即从哪里开头，从哪里切入，渐渐展开新闻主题，也是应当考虑的问题。在人与一条新闻的关系中，可能会有许多关联点，从哪个点入手，都可以引出所要报道的主题，但总有一个点是最好的切入点，与新闻主题的关系最密切，可以使主题的展开更加顺畅，主题的挖掘更有深度。

　　在上述例文中，记者可以选择干部的“意外被撤”、“考试上岗”两个不同阶段的人生境况，也可选择“心怀不满”、“满怀侥幸”、“大喜过望”等不同的情绪反映，它们都与辽宁省实施的改革措施有关。比较而言，哪一种更对说明这项改革的意义有利呢？记者选择了从“意外被撤”写起，使读者由最初对唐明福的同情，转到对辽宁推出的改革措施的关心，从开头仅对唐明福“不幸”的片面了解，转到为其他９名“幸运”者高兴，最终达到对初看似乎有些残酷的改革措施的理解、认可，使报道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宣传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华尔街日报》式新闻的写作中，应避免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或不加采访编造人物故事的做法，那既会使人物故事与新闻主题形成两层皮，又影响新闻的真实、准确，还会使读者有上当的感觉，是新闻写作的大忌。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

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做“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做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

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着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 ① 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做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做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做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做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

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疾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做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一月十六日写完　　

      随想录---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 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账！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一月二日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随想录三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

　　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帐！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随想录三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

　　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帐！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再谈《望乡》

　　——随想录二

　　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他们谈了一些关于《望乡》的事情。据说《望乡》给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曹禺还听说，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还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员，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这是为了什么？我不能明确地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忠于她的工作，忠于她的艺术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就是这样。田中绢代女士已经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想：像三谷这样“深入生活”和描写的对象实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本来她和阿琦婆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难，使得距离逐渐地缩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她最初只是为了写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这一段时间里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也给阿琦婆吸引住了，她们分手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留恋，那样出自肺腑的哀哭，多么令人感动！最后她甚至远渡重洋探寻受难者的遗迹，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惨痛的遭遇提出控诉，这可能又是她当初料想不到的了。这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谈《望乡》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①，迷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跟，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打造中国最优秀的财经媒体

           ——与21世纪报系执行总编辑沈颢、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的对话

   

五年前，沈颢和刘洲伟等几位年轻人把创办一份全新的财经报纸的建议书提交给集团领导层的时候，《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的报名还显得有些另类。要知道当时国内还很少见到起这么长的名字的报纸。

 这个报名长长的《21世纪经济报道》在南方报业发展史上创造了几项第一。它是集团第一份在经营环节引进外部资本的报纸，也是第一个尝试建立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报纸，同时，它也创下了第一年创办报纸第二年就实现盈利的奇迹。2003年，《21世纪经济报道》成为南方报业第四家广告营业额超过亿元的报纸。同年21世纪报系成立。与此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在国内财经类报纸市场上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确立了经济类报纸的领导地位。盖洛普进行的市场调查显示，该报的发行量、影响力和阅读率等几项关键指标都稳居国内同类报纸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优秀财经报纸”。2004年，21世纪报系又成功创办了一份杂志——《21世纪商业评论》。

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报纸成功绝非偶然

范以锦：作为一张创办才四年多的财经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无论是报纸的市场地位、影响力、品牌的价值，还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都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功。这成功不是偶然的，它得益于报纸精准的市场定位，得益于高质量的采编和经营，得益于高水平的工作团队，更得益于集团在创办这份报纸之初就建立的既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又符合报纸运作实际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

 沈颢：在办报上，《21世纪经济报道》绝对是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独立创办的一份报纸。从采编开始到形成制作，直到发行上摊这个步骤之前，涉及这些层面的无论是媒体舆论导向、新闻原则，还是人力资源、风险控制等等，都是报业集团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这个基本原则在筹办报纸之时就已确立，这几年在办报过程中也一直比较好地执行着，这个原则也是其他任何合作的基本前提，在操作人员的思想中也没有动摇过。

在坚持办报权归属的前提下，也就是明确了意识形态的方向与归属问题后，为了适应新的媒体竞争的市场现实，集团允许我们在经营上吸收社会资金，组建了一个由报业集团控股的经营公司，一方面是当时资金比较紧张，另一方面也可以将风险分散出去，当然也在进行制度建设方面的尝试。集团社长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在由董事长领导下的董事会的部署下，以市场化的手段来经营这张报纸的广告、发行以及其它相关业务。

我个人觉得，这种按属性原则来进行媒体操作方式的改革的方法比较符合当前的具体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一些媒体的积极性，以办出更适合社会需要又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报纸。

范以锦：当时筹办《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集团家底还比较薄，还不像现在这样有较充足的现金流，单凭自己的力量，一时还拿不出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上海复星集团找到我们，表示愿意与我们合作，共同投资创办新报纸。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也是对决策能力的考验，在我们办报实践中没有先例，同时面临一定的政策风险。集团一、二、三把手（社长李孟昱、总编辑范以锦、总经理钟广明）都赞同大胆尝试。社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确保集团对采编工作的绝对控制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在报纸经营环节大胆引入战略合作伙伴，与复星集团开展合作。关于合作的方式，集团作出了两项决策，一是把合作的领域严格控制在发行、广告等经营领域，二是把合作的起点定得比较高，不是停留在资金层面上的合作，也不仅仅是业务方面的合作，而是一开始就着手探索建立一个现代公司制的治理结构。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两项颇具前瞻性的决策，从根本上奠定了《21世纪经济报道》乃至以后的21世纪报系成功的基础。

首先，牢牢控制采编，只在经营领域合作，与当前“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文化体制改革思路不谋而合，不仅确保了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绝对控制权，而且有效规避了政策风险。在报业经营领域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限制的今天，集团在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之初所进行的对外合作经营的尝试，无疑成为先行一步的成功探索。第二，我们一开始就着眼于在报纸经营环节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公司治理结构，办法是由合作双方组成经营公司。由于办报的核心资源掌握在我们手里，办报的核心团队也是由我们组建并控制，所以合作对方的出资按照一定比例的溢价进行，在此基础上划分各自所占的股份。通过合理的股权安排，有效保证了南方报业集团对21世纪经营公司的控股地位。

沈颢：在办报和经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相应的管理上的问题。在办报方面，我们习惯了单一的领导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必需的。但在经营上，由于是公司化模式，有外来的参与者，相应而来的问题是体制内的误解，这种误解甚至表现在一些日常工作上。公司化的模式需要在管理体制上遵循《公司法》的规则，但报业集团一直遵循的是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组织系统，这两方面存在着一些原则上的分歧，有时会导致一些误解的加深，需要花很多时间协调。当然，这些暂时的困难都在被克服之中，我想摆在面前的仍然是未来的更大的挑战，更多的细节问题，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与更多的创新。

 范以锦：采取这种股份制的合作经营方式，无论是对报纸还是对集团来讲都是头一次，没有先例可依，公司的运作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磨合。21世纪经济报道运营初期，的确有一些来自集团内部方方面面的不同声音，有的同志对公司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不是十分理解，有的同志担心在经营公司运作过程中集团的利益受损。对我们来说，事一项涉及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工作，需要磨合是正常的，不需要磨合才是反常；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没有不同声音才是反常；集团内部有人担心是正常的，没人关注才是反常。关键是我们走的路子正确不正确，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失误。如果我们方向走对了，在探索中前进，总能够达到目标。因此在21世纪经济报道办报和经营过程中，从前任社长李孟昱到我以及集团社委会一班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报纸的支持，从来没有失去过对我们办报和经营管理团队的信任。集团内部的疑虑往往在集团社委会层面就被解释清楚了，集团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我们也及时加以解决。

 我们认识到，既然要组建经营公司，就要按照公司法以及现代公司管理体制的要求，建立起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治理结构，在公司内部形成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运作机制。就像生孩子，我们与不同所有制的其他社会资本联姻，是要生出一个聪明健全的混血儿，而不是生一个缺胳膊少腿或是四不像的怪胎。事实证明，这种合理的制度安排，给日后报纸乃至报系的健康运营创造了条件。反观在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合作项目开始的前后，南方体育也在进行与另一家公司的合作。为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成功了，而南方体育的合作项目则遭受了挫折？成功与挫折当然有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资源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两者在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方面的差别，无疑也是其中的原因。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对外合作中，我们设计了良好的制度安排，为报纸经营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和必要的制约。而在南方体育的对外合作中，良好治理结构的缺失，导致报纸采编和报纸经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最终使合作双方都蒙受了损失。

报纸四年磨合路，细节决定竞争力

 

范以锦：《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之初，当时财经类报纸市场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对这份新出现的报纸似乎还不太放在眼里，而仅仅过去不长时间，我们就把对手抛在后面。《21世纪经济报道》已经成为中国内地财经类纸制媒体的领跑者。从各方面的反馈来看，其影响力、覆盖率乃至市场份额都在同类报纸中居于领先。这一成绩大大出乎集团领导班子的预期。这与报纸的高水平的采编和经营是分不开的，从组建采编队伍、建立规章制度、理顺工作程序，一直到具体的新闻操作，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21世纪经济报道》善打长标题，与刘洲伟有很大关系，有些标题就出自刘洲伟之手。虽然一开始长标题在业内引起一些争议，但其中体现出一种冲劲和锐气，坚持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我并不赞同报纸都打长标题，我只是说《21世纪经济报道》善打读者喜欢的长标题，如今该报的读者对这种长标题越来越顺眼，长标题也成了这份报纸的特色之一。

 刘洲伟：在办报过程中，我们从每一个细节抓起，力争是报纸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从报纸的内容建设上看，创刊初期我们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组建编辑团队，整合编辑力量，初步形成了强有力的编辑团队；二是组建采访网络，调整并加强各采访区域的人力资源优势，构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采访网络，对竞争对手而言就是行业壁垒；三是细化流程管理，解决了采访与编辑管理问题，并实施目标管理法，记者根据稿件的质量数量打分，编辑根据版面的质量打分，完善采编激励与约束机制；四是构建企业文化，总部与各区域中心一直努力创造充满活力的业务氛围，强调个人价值与团队的双赢，加强团队凝聚力与向心力，培养强势的价值观，并发挥个体的创造力。

 在制度建设方面，完善了采编评估系统，对稿件从选题、采访、写作、影响力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又将选题的评估标准细分为：时间性、来源、质量，采访的评估标准细分为：困难度、专业性、采访源，写作的评估标准细分为：逻辑、文字、平衡性，影响力的评估标准细分为：转载率、美誉度、认同度。其中，采访源指对事实进行求证的多元化程度，平衡性指在写作上规避风险的安全措施与文字技巧，美誉度指在新闻业界的反馈；认同度指在被报道专业领域的反馈，另外，我们还完善了新闻中心记者选题开发机制，同时明确了出差审批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新闻题材的质量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在采编方面，有效信息结合商业逻辑的模式，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思路。我们崇尚新闻至上，允许记者在采编上花很大的成本。“挖新闻就要挖到底”是我们的新闻报道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21世纪经济报道》时常以连续性、追踪式的报道在业界引起关注。除批评性报道外，还有大量的建设性报道、探讨行业规律和企业本身成长方面的东西，这部分的分量也不少。这些高水准的财经新闻使《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初期就迅速在市场上占据主动，地位迅速上升。

 范以锦：业内人士经常对我说，有一个问题他们想不明白：《21世纪经济报道》的总部在广州，而中国经济的中心在北京和上海。为什么一个总部设在非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财经类报纸会取得如此的成功？《21世纪经济报道》在京沪地区有大量的记者，报纸究竟是怎样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的？我告诉他们，关键原因在于我们探索出了一套有效整合京沪穗等地新闻采编资源、进行远程采编管理的成功模式。

 刘洲伟：报纸创立之初我们就组建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大型采访中心，成都、深圳两个区域采访中心，昆明、杭州、南京、重庆、长沙、西安、大连等八个记者站。采访中心实施中心主任、记者站站长负责制，向主管副主编负责，它实际上类似于分公司负责人的角色。由于地缘与人力资源架构上的因素，新闻中心与编辑之间的沟通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我们采取由纵向的版块责任编辑和横向的区域采访中心小组所构成矩阵式管理架构，与每个版块的责任编辑相对应的，是各区域采访中心的小组，比如综合版块对应各区域中心的综合组。版块负责人与各采访区域负责人密切沟通，每个选题要得到两位负责人的双重批准、监控。并实施目标管理法，对记者根据稿件的质量数量打分，编辑根据版面的质量打分，由此确定激励标准。每周一次编前会，解决每周的具体工作。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各新闻中心与广州总部编辑中心之间的关系，细化了管理流程。

在编辑方面，明确了业务链模式，明确了编辑、版块负责人、分管编委、主编、总编之间的业务关系，明确了广州总部版块负责人与各新闻中心小组之间的业务对接关系。

随着采编业务的顺利开展，我们以北京作为重要平台，加强北京与广州之间的骨干对流，主编长期在采前线，探索远程管理的模式，吸纳北京丰富的人力资源，寻找风险规避与解决之渠道，尽可能加强对新闻源与舆论场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范以锦：2002年底，《21世纪经济报道》根据财经类报纸市场需求与竞争环境的变化，提出由周刊改为周二刊。周刊与周二刊是两种不同的报纸形态，具有不同的运作规律，对报社内部各种资源也有着不一样的需求。当时，正值国内财经类报纸市场上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周刊改周二刊失败，重新缩回周一刊。集团社委会研究时，有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扩刊方案也提出了疑问。经过慎重研究，我们认为，国内财经类报纸确实存在每周两刊的需求，就看我们有没有魄力大胆扩刊。竞争对手之所以扩刊失败，我想不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对周二刊的需求，而是别的原因。他们退回去了，正好给我们提供了扩刊的机会。因此我们同意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扩刊方案。事实证明，运作这份报纸的年轻人又一次成功了，不简单。

 刘洲伟：我们从周报扩大为一周两期，改变了中国商业报纸的竞争规则。2003年上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面对一周两期的转折作出相应的调整，理顺整个采编业务流程，探索感知周二刊的市场规律，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在于寻找周二刊的比较优势并强化执行力，确立财经媒体领导者的行业地位。采编规模的数量对管理提出了挑战，经过半年磨合，我们总结出一套“大盘”操作的模式，这为以后21世纪报系的扩张奠定了人力与组织的基础。在此条件下，2003年底我们对报纸形态、内容架构作了重大调整，增加了政经版块，强化评论版块，2004年以来又增加了多个新闻版块，同时以“全面提升品质”为目标，大力推广“新闻精细化”运动，在新闻写作、版面语言、编辑手段等方面大胆改革、大胆创新，对现有的版面形态作出调整，增加时效性较强的短新闻的比例，力图在专业性、权威性、国际化方面有新的突破，成为新主流媒体或新权威媒体。

 新闻中心根据周二报的需要，不断完善管理架构，加强内部人力资源的整合，确立以小组为基本业务单位，以部门为基本管理单位的管理架构；重新梳理选题开发、风险把握、品质控制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加大对外资源的开拓。除继续发挥企业资源优势外，还加大和监管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沟通，为选题开发和风险把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队伍建设方面，加强人才的吸纳与培养，定员定编，加强机动记者部的力量，在记者资源的使用上力求有效控制、灵活调配。在人员配备、新闻资源整合方面着重于北京战略要塞，通过管理创新来改变目前的劣势。继续通过编辑部前移解决新闻源的触觉与控制问题。

经过两年来的探索实践，《21世纪经济报道》走出了一条打造中国最权威的财经类媒体的成功之路。

充分整合资源，不断增强报系实力

 

范以锦：2003年集团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基础上组建了21世纪报系。成立报系就是为了利用好《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发展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核心能力，充分整合内部资源，把《21世纪经济报道》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出来，滚动发展，在中国财经媒体市场上培育出更多的优质品牌，为集团的多品牌发展战略做出贡献。

 沈颢：我们是集团里第一家被规划为“报系”的单位，但“报系”是简单的媒体组合吗？当然不是，在我们原先的策略中，最核心的思想是最大限度地合理设计与配置资源，使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化。21世纪依据集团的基本要求以及报系自身的资源累积情况发展，相对比较灵活，但有一条基本指标要遵循，那就是市场的需求情况。因为财经类媒体成为主流强势媒体种类的时间并不长，市场被开发出来后本身也有一个稳定与成长过程。我们的策略是，一方面紧盯市场成长性，另一方面，希望开发新的品种，寻找新的市场空白或空缺。也许，在某种时候，后者会带来更大的机遇。成立报系后的2004年，我们又推出一份财经杂志《21世纪商业评论》，这本杂志的定位是“商业思想家”，讲究行而论道，希望起到一个“脑库”的功能，关注本土实践，传播国际理念，提供关于全球商业的洞见、创见和远见，推动中国商业精神的成长和成熟。

 范以锦：21世纪报系是南方报业旗下发展势头最好的报系之一，报系近年来的工作，集团总体上是满意的。21世纪报系为何能够取得成功？主要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在经营中坚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二是有一个充满活力勇于创新的队伍，三是有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的内部机制。这三条是集团经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成功经验，也是21世纪报系最重要的资源、最核心的能力。只要我们不断强化、深入整合并充分发挥这些核心能力，21世纪报系必将在财经媒体市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办中国最有生命力的报纸

            ——与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的对话

   1995年《南方都市报》筹办的时候，我是领导小组组长，当时就对他们提出了“建一流的队伍、办一流的报纸、创一流的效益”的办报要求。因为有这样一种渊源，因为有对多年老部下老同事的赏识和感情，产生了我的《南方都市报》情结：总是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小孩那样，希望它茁壮成长。在我看来，《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面对市场主动出击的产品，它饱含着南方报人对报业竞争的自信把握和对细分市场的独到理解；《南方都市报》是全面覆盖珠江三角洲的大型综合类日报，它体现着南方报人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责任和追求；《南方都市报》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都市类报纸，是在完全竞争的广州、珠江三角洲报业市场中成长的报纸。

    有人说因为南都是南方报业集团的利润中心，所以集团总是帮这些人扛着。这看法太过肤浅。我想：中国目前完全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能够从容面对持久竞争的报纸并不多，《南方都市报》可能是其中比较全面的一个，为什么我们不让它好好成长呢？如果《南都》这类市场成长力强的报纸都夭折了，我们以后拿什么和国际传媒集团竞争？我提出要办中国最有生命力的传媒集团，这种生命力的永续需要媒体和媒体品牌的支撑。我非常希望，《南方都市报》能把握好方向，成为中国最有生命力的报纸，不但有“最好”品质的生命力，有市场竞争战胜对手的生命力，还有包括导向管理在内的管理能力、运营机制和抵御风险等方方面面的持久生命力。

产品和市场运作都是第一流的

 

范以锦：我曾经说过，经历了风风雨雨，我们变得更加红红火火，《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都市类报纸，是办得相当成功的。这主要是你们都非常努力，是因为“南都”有一个很有生命力、战斗力的创新团队，一个经得起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锤炼团队。如今，不管是报纸的形态、对新闻的经营，还是对一些重大事件所表达的意见，都让人感觉到这张报纸在走向成熟。这不是衰老，而是影响更大主流人群、产生更深传播效果的成长。根据市场、目标读者的需求制作产品、经营产品，是南都的特色，在这方面引领全国都市类报纸的潮流。

  庄慎之：集团社委会（管委会）一直都关注着南都的成长，您对南都一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南方都市报从创刊到创办日报至今已有十年了，它以一种榕树式的扩张方式从广州向外延伸，密集覆盖了小珠三角的城市群。我们现在的布局可以用一个“2＋5”来形容，广州跟深圳，这是我们两个立足点，我们在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这五个城市，也都成为一个扎根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现在日均发行量已经达到100多万，广告经营额目前是排在全国的第三。可以说，南方都市报不负集团所托，实现了 “建一流的队伍、办一流的报纸、创一流的效益”的办报要求。而现在，南都需要考虑的，确实就是您所提出的“办成中国最有生命力的报纸”这一全新的要求。这与南都“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目标正是互为表里的。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那就是“信念不灭，政治不倒，经济不停，发展不止”，丧失了对“最好”的追求，南都自然就失去了其生命原动力，这或者可以比喻为“自杀”；而不能实现“最有生命力”，或因重大偏差而致“他杀”，或因经营不善而致“饿死”，或因不思进取“安乐死”，这都将使“最好”成为空话。

    范以锦：集团要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追求集团价值的最大化。价值是现在和将来利润（效益）总和的现值，生命力越强价值就越大。从集团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南都》是“最有生命力”的报纸，“最有生命力”当然包括对“最好”品质的追求，要不在竞争中会早早败下阵来。对读者、对广告客户来说是“最好的报纸”没错，从南都自己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我们实现了一次次飞跃、攻克了一个个壁垒，因为我们“最好”；我们的有效发行、我们对珠三角各市专业到位的服务，我们的优势在于“最好”。最好品质的追求，激励我们不断前行，这不矛盾。我现在关心的是从人家的角度看、从整个行业的竞争态势分析应该是怎样？我们的对手们现在在做什么？南都现阶段的竞争点在什么地方？

    今年是报纸的“调整”年。那些完全靠房地产广告来支撑的报纸，今年可能面临极为寒冷的严冬，《南方都市报》不全靠房地产广告，但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怎么应对？对别人而言是危机对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机遇？还有，不少分析机构都提出：平面媒体的广告增长较小，有些细分市场甚至负增长。竞争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了，南都的情况怎样？我们做好了准备没有？你们社务委员会要各司其职，好好琢磨琢磨。

    庄慎之：今年确实是报纸的“调整”年，在今年的报业竞争力年会上有一种观点甚至说今年这种情况意味着都市类报纸的发展已经完结……但我非常同意您的“对别人而言是危机对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机遇”的设想。正如南都王春芙总编辑在这个会上所阐述的观点，今年整体经营上的困难并不只是都市类报纸面临的而是所有报纸共同面对的，而且都市类报纸因为其具有更强的市场适应性，更有可能找到出路渡过难关。市场每一次“严冬”，几乎都意味着某一行业的重新“洗牌”，完成一次优胜劣汰。南方都市报对此还是有足够的准备，包括技术上的与心理上的。最大的准备当然就是近两三年来，南都已实现了它的根本转型，从一张另类的边缘的小报成了一张真正的主流大报，其社会影响力、市场根基已足够深厚，这也就确保了南都这棵榕树在珠三角市场具备了相当的抗台风能力。另一方面，南都经营方向已很全面，通俗点说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房产、汽车、通信、3C等等都是我们的经营阵地。上半年汽车、通信运营商广告有所收缩，但南都广告经营“逆市飘红”，尤其是在对别人来说最致命的房产广告这一块，我们却取得了相当高的增长幅度。这样的一次“危机”，确实已成为我们极大拉近领先者，并抛开追赶者的一次机遇。

    而说到竞争对手，单就广州而言，今年同城各媒体都或大或小地进行了改版，新闻（特别是本地新闻）还是日报竞争最直接也是最核心之所在。而在深圳，我们则更突出地面对对手针对本报采编的“挖角”式竞争，其着点显然也是在新闻。这对我们一个提示就是，现阶段南都生命力竞争力的核心还是在报纸内容新闻品质上。

 

要进一步创新机制和盈利模式

    范以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了思路更要有解决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办法。南都现在的盘子不小，但从每百万元产生利润的绝对值看，回报率还不高。这不是说你们做得不好，而是说你们没有达到行业的最高水平，肯定还有努力的空间。首先，是你们团队的能力的整合，创新能力的整合。

   刚才说了，南都的团队不错，这是基于过去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团队的评价。要面对竞争进一步加快发展，我们的团队就要与时俱进。在都市报类我们是领先的，领先的惯性往往会掩盖创新的惰性，一定要克服。我看，都市报有些人三五年前的创业激情现在已经没有了，吃老本是很危险的；有些人看到了不足想提升一下自己，但却力不从心；有些人能力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但面对空间的局限，最后只好一走了之另谋高就。

南都的一些人总是说成长空间不够、要平台才能留得住人。这里有两个问题你们要思考：第一，留在内部拥有空间的人是不是最优秀的？内部能不能留住最好的人？第二，要成长要发展也要有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老是在南都干，几年就觉得自己不错了。但是放在全集团比怎样、放在全国报业甚至是整个传媒业的竞争中又怎样？对南都我是非常满意的，更希望你们班子能与时俱进，要不断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人太多并不是什么优势，最重要的是让最优秀的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庄慎之：人才、团队，是南都实现“最有生命力”的根本保障。您点到的问题确实存在，也确实困扰着我们。南都面临相当强的人才的争夺战，争夺来自其他平面媒体，更来自网络媒体。南都被业界说成是“黄埔军校”，这固然是对南都的人才培养、锻炼成效的推崇，但对于南都本身来说，显然不能完全说是好事。如何留住人才，同时这种留又不是静态的，而是有一个新鲜血液循环机制，使真正最优秀的人留下来构成我们的核心骨干团队，这是南都班子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有几方面是必须做的：一、“理想”这面大旗一定要确立，南都的精神凝聚力、品牌吸引力在人才争夺战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旦我们“主流”成了“随大流”，“平稳”成了“平庸”，“成熟”成了“庸俗”（您说到的激情的消减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方面的体现），我们就算付出再高昂的物质成本都不可能吸聚最优秀的报业人才；树立“理想”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应建立健康积极的企业文化，像王春芙总编常说的，拉关系钻营者、“搞搞阵者”在南都没有立足之地。二、有竞争力的报酬待遇，这一点显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三、空间平台的拓展：除了打造南都报系，进行品牌延伸（比如我们与深圳万用网的合作，比如整合南方体育创办周刊，比如TOP风尚的尝试），更重要的是对南都自身的团队架构、激励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们正在拟订采编人员层级管理激励方案，拓宽原来比较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在专业技术而不是行政官职上给予员工晋升的空间。四、淘汰机制。您提到的这点非常重要。这应是目前南方都市报人才体系的“短板”，当我们不能保证不适应南都发展要求的人离开的话，也会对南都真正需要的人才留下来构成心理上的与晋升通道上的障碍。

    范以锦：创新是我们进步的灵魂，南都的发展进步需要体制创新、需要运行机制的创新。当然，这种体制创新是在集团内部的体制创新。游戏规则以外的东西我们不谈，你们越来越成熟，这一点把握得越来越好。集团内部的体制创新，主要是集团与都市报的管理体制的创新，怎样才能既有利于集团的发展，又有利于南都的发展。有一点必须明确，集团要为南方都市报的成长发展创造更大价值，但不等于是南都单个媒体的利益最大化。省里对资产经营的授权完成后，我们要花大力气做好这件事情。南方都市报成立“南都传媒公司”，都市报和“南都传媒”以后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和游戏规则下发展，我们会有一个科学的设计，你们也要好好考虑。我想，一定能够在集团的原则和你们的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既有利于激励南都快速发展，又可以支撑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

    庄慎之：非常理解。南方都市报多年的发展早已证明，没有集团的发展就没有南都的跃升，没有集团的宽松的政策与强有力的支持，也就没有南都的今天；南都的发展壮大又是集团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南都与集团的利益绝对是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南都利益最大化也就是集团利益最大化。我理解您这里的意思实际是指我们不应单方面地谋求南都团队、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我们意识到，现有体制（指运营体制而非指政治体制）已逐渐成为制约像南都这样的媒体继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不过，南都班子从来都不认为谋求南都团队、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改制的途径，更不认为是改制的目的。国企体制改革，尤其是对于意识形态单位来说，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可能一味“市场化”。我们也绝对相信您说的支点肯定是存在的。

     范以锦：21世纪报系的制度设计比较成功，那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从零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经营体系就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我不能说它是最好的，但目前来看相当不错。21世纪经济报道这几年发展得这么快，制度设计有一大功劳。南都现在的总量很大，和从零开始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难度。南都的这个问题要有政策的空间，更需要整个集团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提高。很多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经上级批准后集团都可以尝试，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来。不过，照搬别人的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创新才有出路。

    庄慎之：从零开始，一张白纸才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我们需要这个“零点”，需要这张白纸。21世纪报系它的零点也是“脱胎”于南方周末。以南方都市报目前的规模业绩，自然是不可能“归零”的，但是，南都报系所延伸出的新的品牌、项目是否可以（或者说应该）作为“零点起步”呢？有21世纪报系的探索成功在先，我们相信集团对此应已胸有成竹。如果对南都的网站项目，对南方体育的改造能够寻求到一个符合现代传媒企业发展的体制，那对这些项目今后的发展，对南都，对集团都会是影响深远而又大有裨益的。

     范以锦：依托南都发展起来的新项目，要很好地解决关联交易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大胆创新。体制的创新，肯定会带来南都盈利模式的创新。《南方都市报》和很多报纸一样，目前的发展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发行量的增加带来影响力的提升，影响力的提升能吸引更多的广告投放。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广告投放，我们就不断地增加发行量、提升影响力，并为之设计了一系列的营销推广活动。在报业竞争剧烈的广州，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短兵相接，搞得热火朝天。这种模式搞下去，广告商不知道累不累，我想读者是肯定会累的。现在受众的信息来源是多元化的，他们需要更多的参与、更多的互动沟通，要为他们提供更新奇更专业的设计。南都这样有影响力的媒体，就是要让受众让读者自己参与设计，让他们体验使用媒体影响不同感觉，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媒体的影响。

发行拉动广告的模式，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广告市场无限大、发行对广告的贡献持续性稳定有效。事实上，在广州、深圳和整个珠江三角洲市场，广告总量在相当一段时期肯定是有限的，发行量的增长不一定带来广告的持续增长。现在纸张的成本那么高，发行量的增长到一定程度对广告的贡献率会越来越低，广告与发行的背离是一个我们要高度关注的拐点。在这个拐点的前面，当等量上升的发行成本大于单位区间内不断下降的广告收入时，就到了这个盈利模式的尽头。也就是说，南都这时再增加10万的发行量可能要1亿元的成本，如果这10万发行量增加后我们又不可能拿到1亿元以上的广告实收款，赔本的买卖就开始了。当然，从南都长远发展之计考虑，目前发行还得再上，而且从发展势头来看，广告还会有较大的增长。也就是说，发行拉动广告的模式还在起作用。这里我只是作为应该注意的问题，提供你们参考。

    庄慎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南方都市报早两年提出的“有效发行”，对广告总量明显不足的区域收缩甚至限制发行，以及各种地方版本的探索，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有点“看菜吃饭”的意思；对于纸媒的整体发展走向，我们对此“拐点”问题确实应有充分的警惕。不过具体到南都目前，我们判断这个“拐点”还没达到，发行的上升（特别是在我们有目的强化的城市、区域）对广告的拉动作用依然是正比性的，像今年上半年，南都在广州、深圳的发行量上升了10万份，而其广告效益从七八月已开始显现，而且预计这种效应在第四季度特别是明年会更加显著；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南都还是一个追赶者的角色，我们和最主要竞争对手的差距是在广告额上，我们分析这种差距还是在中心城市发行量的差距造成的，随着发行量进一步迫近甚至赶超，南都将最终抢占市场的制高点。“调整年”就像是一个红灯路口，所有的车都不得不慢下来，但追赶的车恰恰可以借机最大限度贴近领先者，等到绿灯亮起，就可以利用速度优势一举超越，要说机遇，这就是最大的机遇，决战的机遇。

当然，我们也在思考、摸索其他的盈利模式或盈利途径。简单地说，报纸提价，可以有效减少因成本与价格反差造成的压力，大大增加发行收入；发行部门进行物流配送业务的拓展也是一个途径。但我们认为，像南都这样的强势平面媒体真正新的增长空间应该在“第四媒体”、“第五媒体”上，网络订户、手机报纸、电子杂志，南都优质的采编内容嫁接到新的传播方式，将在传播范围、传播时效、传播成本、盈利空间等方面带来巨大的效益期待。目前南都正加紧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南都走向全国只是时间问题

     范以锦：做报刊、做有品牌影响力的报刊是目前我们的长处，我们得心应手。我的理解，新媒体有新媒体的成长逻辑，我们的核心能力能不能支持我们在“第四媒体”、“第五媒体”的竞争中获得持久竞争优势，或者说一个集团是不是比一个媒体在进入新领域时更有优势，这值得研究。我同意你们作纵向的探索、利用网络来延伸南都的影响力。南都要用其所长，不要舍本求末。同时，我更希望你们作好充分准备、等待最佳时机，在拥有核心能力的报刊业务上进行横向扩张。从市场的总量来说，《南方都市报》走向全国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资源整合的要求，市场的要求又会推动政策的松动。谁都知道跨地域办报是发展的一个方向，但现在我们跨地域办报却碰到很多阻力，这主要是市场竞争还不够充分，谁都不愿意放弃靠行政垄断轻松获得的高额利润。我们进入一个区域市场总是在推动竞争，与当地同行共同发展；但有些人舒服惯了不愿意面对竞争，总是对南方报业、对南都说三道四。实际上，南都进入后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当地集团或报刊获得的利益比我们多得多，只是工作辛苦了，当然报纸的质量也提高了。

 庄慎之：您对《南方都市报》走向全国的乐观预期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励。近年，南都逐步全面进入珠三角城市群，确实遇到了诸多非市场因素的阻力，但南都依托南方报业集团强有力支持，同时有省里主管部门的开明态度与改革气魄，取得各地党委政府的理解，得以形成今天这样的“2+5”的良好格局。其实正如您说的，这样的一种良性市场竞争的最终结果完全是多赢的。

     范以锦：美国有一个《今日美国》，南都的未来不管是《今日中国》还是《南方都市报》全国版，都要有对办好报纸的不懈追求和对政策的准确把握。我想，走向全国可能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像《今日美国》那样直接全国发行，中国的平面媒体的广告投放特点、读者的流动性和发行网络建设水平目前还很难支持这种模式。第二种是在全国主要城市发行，除广东外主打北京、上海和其他平面媒体广告达到一定额度的城市。这个模式可以比较好地提升《南方都市报》的品牌价值，但需要政策空间和多个城市本土化的成本支撑。还有一种模式可能是比较可行的，就是通过资本运营并购几个都市类报纸、周刊，形成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遥相呼应的市场格局。如果在五六个重点城市可以资源整合、版面共享，以后的南都报系一样可以实现走向全国的目标。

     庄慎之：“中国最好的报纸”应该是也必须是全国性的报纸。第一种模式目前肯定是不现实的，第二种与第三种模式相结合会是南都考虑的方向。当然，走向全国还有一个更便捷更低成本却更易有成效的方式：借助网络。现在南都本身虽是一张地方性媒体却已具有全国影响力，网络二次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种被动的、散点的传播，变成主动的、定向的传播呢？

     范以锦：网络刚才已说过了。从长远来说，南都走向全国肯定要在第三种模式做成熟后，在政策许可下向第二种模式提升。通过正规或不正规的办法“走出去”并不难，好几家报纸都试过了，《新京报》的模式是光明报业和南方报业的首创，我们不搞志在参与的尝试。走出去就要打开局面，要找到我们的生存空间落地生根；要有良好的盈利能力，不是马上要赚钱，但我们绝对不能搞只会赔钱的花架子。想要成功就得分析每一个市场的特点，要研究我们南都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核心能力是带不走、学不来、偷不去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我们在广东完全竞争的市场形成的这些能力输出到别的区域、别的市场，会不会出现核心刚性，成为我们提供本土化服务的阻力？

     庄慎之：《新京报》的成功创办与良好势头已经说明南方报业集团以及南都有走出去的决心，更有这样的实力与能力。我们也留意到也有不少失败的例子，而且问题大多呈现为“水土不服”。走出去，最重要的是实现与当地的对接，不仅是采编思想内容上的，还有经营方式上的，而且还有社会关系层面上的。

     范以锦：走出去不忘本，开创新的领域并壮大自身才是真本事。走向全国是南都的目标，但当前要脚踏实地把各项工作做好。我对你们有一点小小的要求，一个为以后走向全国打下坚实基础的要求，改变《南方都市报》前几年发展的企业家风格。南都初创时期和高速发展期的班子，都带着企业家的色彩，他们很执着、很有冲劲，这在当时对传统的南方报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现在我们发展了，我们走向了成熟，要像职业经理人那样提升南都。你们看看成功走向全国的广东企业，还停留在企业家初创期的很多都倒下去了，管理跟不上，很可惜啊。

     庄慎之：“南方”两个字就是我们的“本”，这是铭刻在南方都市报骨子里的。您对班子的这个要求可不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呀。我理解的是，当初广东的企业家“洗脚上田”，大浪淘沙，风流云散，洗脚上田只能暴富一时，洗脑上田才能成就长久的事业。也只有南都班子头脑的提升才能有南都的提升，才能给南都树立正确长远的目标，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您提出的把南方都市报“办成中国最有生命力的报纸”最终能否实现其实正建基于此。

　南方周末报系：培育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

                

——与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的对话

 

《南方周末》发展了20多年，经历了很多变革、很多危机。它挺过来了，现在在调整中稳健发展。2004年4月我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专访时就提到：《南方周末》确实面临着一场考验，但是周末能办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目前在中国的周末类报纸中，你不看《南方周末》能不能找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周末报呢？也不容易找到。毕竟它的团队精神和文化底蕴还在，它的深度、它的高度还在，它还是比别人有独到的地方。

向熹代表南方周末编委会给集团交了一份报告，讲了周末的一些想法。他们提出“周末事业基础不牢与报纸转型发展的矛盾、新闻拳头产品不足与综合品质提高之间的矛盾、人才机制落后与人才新需求之间的矛盾、管理机制落后与企业规模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经营徘徊、突破乏力与影响力、潜在资源巨大之间的矛盾”等困扰南方周末的五大矛盾，并谈及解决的思路。2005年6月28日集团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了集团的发展战略，随后也和几个报系的执行总编辑相继作了深谈，探讨新的发展思路。集团提出的成长战略，需要每一个媒体的竞争战略的支撑。

领军人物要清楚竞争态势、制定战略、把握方向

   向熹：2005年，是南方周末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新一轮竞争上岗中上任的第一年。细梳周末的问题和机遇，我们认为，南方周末目前所处的大小环境虽还存在诸多困难，但形势已较前数年有明显改善，呈现出一个较好的势头。在这种态势面前，要推动南方周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编委会需要以创造性的思路与劲头，抓住重点，认真扎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确定了从报纸转型到战略转型的思路，今年的核心工作是解决五大矛盾，以冲破发展的瓶颈。解决就是突破，突破就有新局面，请集团给予进一步的指导和大力支持。

   范以锦：南方周末的新发展首先要实施转型，集团相信周末的班子能够在推进转型中求得发展。有的人听到南方周末要转型，就认为是倒退。其实南方周末确实是面临衰退的问题，我们从不回避。正因为出现衰退现象，发生困难，我们才提出转型。这不是倒退，而是进步。作为中国周末类报纸的第一品牌，周末过去20多年有过几次转型，每一次都可以从容地在探索中一步步推进，那是因为市场的领先优势弥补了我们探索调整的成本。时至今日的媒体竞争，特别是全国性周报市场的竞争，已经不容许我们支付过大的探索调整成本，包括时间成本。

    我们首先要有竞争态势分析，全国的周报、时政类周报都有哪些，谁对我们压力最大？都市类报纸、互联网怎样蚕食我们的市场，什么是他们肯定取代我们的，什么是不可取代的？整个周报市场的机会和挑战是些什么？南方周末具体要如何把握机会、应对挑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在哪里？在赢得竞争的基础上我们将开始新的发展，在这个新的成长周期，我们的成长路径和价实现模式可能是怎样的？报系不仅仅是“尖刀”，报系是报业集团的支柱和利润中心。一个报系或者一个品牌媒体的领军人物，要多点思考这些问题。

    向熹：社长谈得很深刻。南方周末在1999年提出“报纸转型”的概念，这6年的发展中，经历了2/3个“W”的轨迹，从影响力和经营状况来看，出现了两个高点，一个是2000年，一个是2003年；出现了两个低点，一个是2001年底至2002年4月，一个是2004年中到现在。目前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从这一个低点往上走，迎接下一个高点，完成整个“W”。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站得高、看得远、理念清晰、市场把握准确时，就是南方周末发展的好时期，反之，一定会陷入低潮。

办《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个“元”：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可能有一些报纸解出两个“元”，就能活得很好，有的特殊媒体，解出一个“元”也能活得很好。而南方周末这道题，必须同时解出三个“元”，才得正解。

下一个高点的实现，必须是报纸转型目标的实现，同时，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光是产品的革新，还不足以赢得最终的成功，必须从管理、经营机制，甚至体制上，进行全面创新，这就是所谓的“战略转型”。

经济发展和市场成熟要求办报理念更新

  向熹：周末的生存与发展，不但取决于操作层面的微观因素，同时也取决于包括政治资源、指导思想在内的宏观因素。周末事业的发展需要这两方面的基础。就微观而言，题材、操作、立场等对媒体的生存与影响力的形成相当重要：“题材”是先天性的决定因素，“操作”与“立场”是后天性的决定因素，而“题材”的核心是“线索”。若“线索”来源不畅、种类不丰富，将严重制约报道空间，进而影响媒体发展。而从宏观而言，政治环境、办报指导思想等因素对周末生存发展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又来得更为深刻、深远。

南方周末已踏入22个年头，考察其各方面的历史变化对于今后发展方向的考虑与选择具有独特的参考作用。从新闻线索来源和报道内容看，在以文化娱乐为特征的时期，线索主要靠作者；在以舆论监督为特征的时期，线索主要来源于读者来信来电，同时同行在当地不能发的新闻也是重要的线索来源。这种状况与周末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有关，同时这又注定周末的先天不足：在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获得较为宽松的办报地域氛围，但与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缺乏天然的体制联系。这种生存条件促使周末进行新闻改革的探索，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中国社会存在“体制外”、“体制内”的分野，这已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一方面我们希望这种心态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另一方面，身处这个时期，做一份报纸，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否则，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随着形势的推移，客观上很多“猛料”类的线索用不上，互联网的发达及各地都市报的兴起，使得独家线索越来越少，而真正各地都发不了的题材，南方周末也同样用不了。于是从别的媒体上观察到的二手线索成为付诸新闻操作的主要线索来源，这既缺乏一手的社会线索，也缺乏来自中央部委办和各省市的权威信息，这种状况使得《南方周末》面对其他媒体的优势越来越小。而在这个优势缩小的过程中，《南方周末》却在进行着时政新闻的培育，进行着从“斗士”向“智者”的转型，进行着将核心竞争力从“新、锐”到“视野、见识、情怀”的调整，进行着影响主流人群、推动中国进步的努力。很显然，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这已经不是优势缩小的问题，而根本就是劣势。

 因此，南方周末绝不让自己被打上“体制外”的标签，它有超越性，它属于所有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它见证了，也将继续见证一段中国历史上艰难而伟大的时期，它将扮演这一时期思潮及大事件的记录者、观察者和时代进程的参与者。这是一个严肃媒体的本分。

 范以锦：《南方周末》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份报纸，一定要将其经营好，保护好。要从国情出发，要与维护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决策相适应。周末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思维、新成果的反映，是南方报人奉献给全国读者的文化大餐。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先行一步的尝试能够得到中央和兄弟省市的支持，那是因为全国有部分地区的体制还没有完全放开、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我们广东大胆的尝试是在推动体制的创新和市场机制的建立。《南方周末》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一纸风行高歌猛进，实际上也是在履行着推动体制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完善、市场的成熟，先行一步的广东在很多新兴领域已经和兄弟省市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作为广东新思维在全国反映的《南方周末》，也和很多专业报、都市报以及周刊、周报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个时候我们再以体制外的线索、内容乃至理念去报道、点评、监督已经发展成熟的体制内的对象，肯定不可能再赢得过去某一特定时期的喝彩和支持！用习惯性的方法和理念去反映已经成熟发展的社会，是非常被动的。我们要为过去的辉煌而骄傲，但我们决不可能被习惯性的方法和理念所束缚。过去中国的改革需要批评现实来推动创新发展，现在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南方周末》这样的品牌媒体做什么？有一些东西现在报出来，会引起社会震荡的，我们不能报。我们要顺应历史的潮流，理念上的与时俱进非常重要！

要在游戏规则内把国内外重大事件做得更好

 

向熹：周末生存发展的状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市场上获得广泛影响的同时，却屡屡出现危机，并遭遇边缘化的危险。只有坚持既走市场又把握好政策这两点，周末的生存与发展才有比较牢固的基础。反之，不仅可能会毁掉周末为改善环境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和良好势头，也会对周末长期的生存发展、推进战略目标造成严重的乃至毁灭性的影响。

 走入新世纪，《南方周末》的转型从自发到自觉，从探索到有思路有计划地展开。

 范以锦：总结南方周末的历史经验教训，我感觉是要办得更为稳健一点，要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中国办报的基本规矩必须遵守。我们办报要注意新闻规律，也要注意国情。如果不注意国情，盲目地乱冲乱撞，那么是无法生存的；同时，如果不讲新闻规律，该报道的不及时报道，该告诉老百姓的不告诉老百姓，不能做到“三贴近”，那么报纸也同样会走向死亡。

《南方周末》应该干什么呢？我认为，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要关注；发生在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社会事件，一定要关注；奇特的社会现象，也要关注。《南方周末》是高品位的报纸，是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高度责任感的主流媒体，理所当然要关注。

    向熹：新闻竞争越来越激烈，《南方周末》作为一份全国性的周报，处于两个不利中：一个不利是以周为刊期，在日报类报纸、互联网蓬勃发展的现实之下，很少有经历数日仍然有独家操作可能性的题材；另一个不利是《南方周末》没有一个覆盖根据地，在全国发行量巨大，而在各地的发行量有相当部分处于地方性媒体之下，因而在广告的竞争中先天就存在劣势。

    在此形势之下，客观上要求《南方周末》要全面提高品质，拿出区隔性的、领先性的新闻拳头产品，而且要求期期新，永远不同、永远领先，才能保住市场。就《南方周末》而言，经历过文化报道优势、舆论监督报道优势、时政报道优势之后，特别是异地监督成为壁垒的情况下，应如何培养《南方周末》有特色的拳头产品，继续保持优势，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范以锦：这几年网上骂《南方周末》的挺多，好像是观众对体育运动员的期望一样，没有拿到冠军就骂！但是，如果是运动员的父母，谁又舍得骂呢？周末是我们的，无论如何现阶段一定要依据国情在游戏规则的范围内运行，有几点我们是可以做的：第一，《南方周末》要有超前的意识。有一些问题，它会比别人看得更尖锐一些，更长远一点。如在中国报业上来说，《南方周末》比较早就开始高举批判伪科学的旗帜。如反对“法轮功”，《南方周末》是较早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她总是想得更长远一些。第二，做同样的题材，大家都做，《南方周末》具有独特的视点和独到的表现手法。这个独特的视点，不是另类，不是唱反调，只是涉及点、切入点、表述方法与众不同而已。第三，《南方周末》有一批素质比较高的记者，有自己独特的高度和深度。

    有这三方面独特的优势，按照中国的国情，按照中国的办报规矩去做是可以做得很好的。这在实践中我们也有例可循，例如，十六大还没有开，《南方周末》就说“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虽然是有风险，但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有超前意识，有高度有深度；还有如《苏共亡党十年祭》，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分析了苏共灭亡的原因，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关注的主流新闻，也是老百姓感兴趣的新闻。

   有人说《南方周末》的特点就是敢讲话，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去概括。要经营《南方周末》持久的影响力，也不是靠一两件轰动事件能做好的，要把主流的新闻做好，社会上出现一些热点问题，我们要做引导，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要在游戏规则内，把它做得更好。要与时俱进，按照新的历史时期新情况做出特色的新闻，比如说过去的《南方周末》登了许多的案件，但现在中国的报纸，哪家不登案件？如果《南方周末》现在还是重点登案件，你登得过人家日报吗？此外，报纸老是登一些揭露性的东西，也是有其局限性的，也是行不通的。

 

找到我们的突破口让南方周末激情回归

    
    向熹：为适应转型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南方周末》需要以积极、真实、全面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图景为目标，我觉得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中国的视野、中国的声音”，积极发展国际题材的报道。这包含两个方向：一是以中国人眼光看待国际性事件，将世界的事情拉近，帮助中国读者清晰地、贴近地了解世界性大事；二是在世界性大事面前发出中国的声音，借中国近年发展的如虹气势，将《南方周末》培养成一份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性大报。

  其二，宏观性、趋势性报道尤其是热点首报。《南方周末》的价值不仅在于报道，更在于发现，所以发现独家新闻、发现别人所没有看见的趋势、方向、潜流是周末做新闻的首务。《南方周末》的社会、时政、经济、文化都需要发现独家新闻，而且要有意识地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发现最有价值的新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按新闻手段进行操作，培育其为热点，让其他媒体跟进，形成合唱。

  其三，操作好策划性的报道。要善于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与读者关心的问题上、从读者的角度做文章，努力达到双赢乃至多赢。《南方周末》有一些特殊时期的报道，如三个长假以前都是以“填空”的方式进行操作，今后要按照读者的需要来考虑，将其做好看，做出品牌来，进而创造经营收益。再如，“3．15”等特殊时期的报纸，也要做新闻专题，通过策划实现效益。

  其四，经营好人物报道。人物报道以其人物性格的多层次性、丰富的故事性、与读者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等，在读者当中有广泛的市场。应将其作为周末的一个重头内容经营好，特别是要深入挖掘反映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流价值的人物题材。

  其五，每月热点的逐步培养与报纸新期待。除年末特刊之外，形成多个报纸亮点，初步想法是，每月形成一个热点。例如，每年一月，要集中精力打造一篇“一月评论”，梳理展示《南方周末》对中国发展的一些认识，同时，借年度采编人员的采编假，鼓励调研，或专题组织，形成一组“一月报告”，以新闻实证的方式，报道国家若干趋势。

  范以锦：经济领域的探索，始终引领着文化产业的进步。让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先行一步”的“窗口”优势日渐缩小时，推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思路，或者可以给我们《南方周末》的转型发展更多的启示。我们在大力推动粤港澳的CEPA合作，我们试图成为“9+2”泛珠三角与东盟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广东在大力推进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广州的汽车制造业……显然，广东还在强化部分的或区域的领先优势。广东从过去政策优势的处处领先，到今天市场驱动的局部不可替代，就是我们转型发展的一个思路：过去《南方周末》独领中国报刊媒体潮流，现在细分市场的竞争要求我们考虑在某些领域、某些区域实现不可替代。

  每一个产品、每一个企业都有其发展的生命周期，《南方周末》也不例外。从初创到成长，进而成熟，迈上巅峰，然后是出现衰退现象；在衰退的过程中有的彻底退出市场，有的因为强大的再生能力开始了新的发展周期。《南方周末》就是要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寻找并确定新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开始我们新的发展周期。了解并正视现实我们就不会失落，有了突破口和新的目标我们就能激情回归。

    《南方周末》的品牌影响和核心价值

       向熹：这几年《南方周末》尽管碰到困难，但其品牌的影响力仍在，品牌的内涵还在不断丰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觉得《南方周末》这份报纸品牌有三层含义：其一，这是一份以记录13亿人口的大国转型历程的严肃大报；其二，这是一份以追求新闻人职业荣光而上下求索的严肃大报；其三，这是一份以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不易的先忧后乐情怀为内在动力的严肃大报。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这样的品牌内涵讲得不够，或有顾虑，不去讲。我个人认为，这些内涵是可以讲，应该讲的。历史总是保存真善美，摒弃假丑恶，这些都是真善美的范畴，如果它们忤逆了什么，那么只能是被忤逆者存在问题。而且，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能够走过风雨走到今天，正是民族精英群体能够葆有这样的精魂。

 范以锦：《南方周末》的品牌影响强大，不单单是看她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实际上她是改革开放后一大批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方式、一份寄托。现在30岁到50多岁的读书人，很多都曾经是她的读者，受她的影响，特别是40多、50岁左右的成熟的知识分子，对《南方周末》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南方周末》应该是积极、和谐、向善的，概括得很好。回顾过去20多年的发展，我总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总结：和其他媒体比较，《南方周末》显得特别睿智。睿智是英明而有远见，或者说是卓越明智而有远见。《南方周末》是一份卓越的报纸，是一份有思想、有灵魂、有远见的报纸。睿智要求我们以最佳的方式、最佳的时机表达我们的远见；睿智也要求我们更有远见地增强读者的活力，把读者的平均年龄降低10岁甚至更多。

整合报系资源获取协同效应加快发展

   
        向熹：2002年底，周末编委会提出“两报两刊”的思路，欲通过媒体品种增加的方式用三到五年的时间争取将总经营额大幅度扩大。这个思路今天来看仍然是正确的。《名牌》和《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与发展确已部分实现了当时的预期。不过，报系的发展与南方周末的发展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报系的发展仍然不能代替南方周末自身的发展。那么《南方周末》自身发展应是什么形态的呢？一方面，要求经营机制要有历史性的突破，充分运用管理杠杆，正确应对变化的市场，在战略和战术方面都要有所调整和创新；同时目标的实现又依赖经营团队激情的回归，团队的成熟和团队的能力提高。需对现有广告产品（32版的广告版面）进行细致分析，以市场调研的数据确立《南方周末》新闻产品各版块的定位与设置，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进行需求分析，有针对性地确定特性和卖点，然后按步骤实施新的品牌宣传方式，并按各版块锁定的主要读者及其特色采用不同的宣传、不同销售政策和卖给目标所指的广告客户。另外，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套装，以特别的方法吸纳利润丰厚的跨国企业、垄断企业的广告，更优质地服务客户，抢吃“甘蔗最甜的部分”。

  第二方面是针对目前地域性广告发达，《南方周末》在一些地域有较强优势的现实，有意识地开发一些地域专属产品，求得地域广告增量；针对一些领域有较大广告增量的现实，有计划地开发一些领域专属产品，求得行业广告增量；针对一些时段是广告集中的时间，而《南方周末》本身容量有限的现实，有准备地设计一些时间专属产品，求得时间区间上的广告增量。

  范以锦：新的发展需要更多更新的资源，可以看得出来，周末的班子为她的发展思考了很多，也在实际操作中付出了很多心血。这里首先要强调报系整体的观念，报系内部要形成资源调配的机制，《名牌》、《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源要与周末共享。周末的新闻系统应该是整体的资源系统，线索、采编互动、资料检索到采编合成，再到发行、广告等等要整合起来，根据媒体价值实现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价值链分析，实现媒体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要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报业集团，是能够支持各报系各子报创新发展的母体。周末的发展需要的资源首先要从集团和集团内部考虑，比如21世纪报系虽然脱胎于南方周末独立运行，但细分市场各有侧重；21世纪报系和南方周末在北京、上海的资源就可以交流互通。对于集团外部的资源，要通过有效的手段获取并推动发展。

  在获取资源的同时要考虑保护资源！《南方周末》的影响力很大，很多人都很关注。但是我们现在把很多内容都放到了网上，我们原创的作品成了一些网站提高点击率赚钱的重要内容。高端网民和我们《南方周末》的读者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在一些发行相对不是特别快捷的地方，一部分读者可能转到了网上阅读。以后要考虑集团新闻信息资源的控制，在一个时间段内只能给网站提供标题、提要，用他们的浏览功能来刺激购买阅读，原创的内容第一时间要买报纸才能看到，或者在网上付费阅读。这样，我们被互联网替代的威胁才有可能降低一点；当然，我们自己拥有强大的新闻网站才是硬道理！  

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

 

向熹：在《南方周末》求得世界报道突破的同时，将考虑以有效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做成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纸、中国报纸。首先可启动海外分印与发行，考虑在北美、欧洲、澳洲建设分印点，在当地华人社区形成影响。海外分印与发行，可按出让版权形式、与当地主流报刊捆绑或以广告版面经营权抵消印刷发行成本的方式进行。主旨是扩大覆盖、扩大影响，但低成本甚至零成本。

  范以锦：集团的发展目标是要成为国际文化传播集团，要面向国际的传媒竞争。我想，这里有集团与集团的竞争，肯定也有媒体与媒体的竞争。现在人家的电视台已经进来了，我们的报纸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

《南方周末》拥有“中国视野、中国声音”的基础，具备一些成为世界一流华文报纸的先天因素。我们要认真研究世界知名百年大报的成长历程，要研究他们生存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环境，要研究它们读者需求的变化，要研究它们成长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不断变化的今天不要简单模仿、重复别人的老路。百年大报能够基业常青，肯定有它们独特的盈利模式；我们走出去要特别明确实力、特色和与华人读者的感情，这是我们长期生存、发展、盈利的基础。另外，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不能为走出去而在国外搭花架子。国内赚钱到国外花、撑门面不是我们的初衷，不盈利就没有生命力，就得不到海外同行的尊重；也得不到海外华人的支持，甚至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专访程益中：望能重返新闻岗位

       以大胆敢言著称而被撤职的广州前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最近在他担当行政职务的南方体育停刊后，被迫处于闲置的状态，他向本台表示想再次进入新闻岗位，但他又认为，这要看中国大的政治格局。

      据本台了解，在南方都市报被撤总编辑职位而后被调往《南方体育》任职业务总经理的程益中，近期再次面临被悬空的状态，北京书报亭因为经济利益问题，拒售包括《南方体育》在内十多份非北京报章。据亚洲时报线星期二报导说，到九月初，被称为中国大体育三大刊物之一的《南方体育》宣布休刊。据本台了解，虽然《南方体育》的其他职员已全部被派往南方都市报，但是只有程益中被南方报业集团调往人力资源部，并没有分配予他任何职务。

      记者在星期三打电话找到了程益中，他表示，目前不清楚今后的发展动向，但是他盼望有一天，他能再次回到新闻岗位。他说在人力资源部也没有什么工作做，跟下岗也没有什么分别。目前他只能这样每月拿最基本的工资，他也不能发表文章。

程益中：我现在挂在南方报业集团的人力资源中心这一块。
记者：做什么职务？
程益中：没什么职务，就在那待着呗！
记者：那下一步您认为会怎么样发展呢？
程益中：看中国这个大的政治格局吧！
记者：这个体育休刊了，对你有没有影响呢？
程益中：应该会有吧！
记者：这个工资之类的还照发吗？
程益中：就是一些基本的工资。
记者：你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只是靠你的基本工资了？
程益中：对，对，就是南方体育本身肯定是不做了，南方体育原有的人员就去南方都市报那边。
记者：您没去是为什么呢？
程益中：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事。
记者：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去了，只有你没去？
程益中：嗯，因为他被划归南方都市报了，南方体育的一些资源都移交给南方都市报。
记者：因为有一些传媒，刚刚我也提到，就说您要下岗，这个您看可能吗？
程益中：这个就是差不多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记者：那就怎么样呢？您还一直留在这个资源部，还是您自己有意要另谋呢？
程益中：我还留在人力资源中心。
记者：您还能够写文章吗？现在。
程益中：我现在没有写了。

据了解，今年4月7日，程益中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新闻自由奖”，评委会主席称赞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最好的榜样，但因种种原因，程益中没能前往领奖，只是收到了奖金。

《南方都市报》在程益中担任总编期间，先后率先披露了民工孙志刚在收容站被打死，也抢先报导了广州市的非典疫情等。2004年年初，广州当局指程益中“涉及经济贪污罪”并将之逮捕。事件发生后，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广东当局是用经济罪名处理政治问题，是打击报复、秋后算账，在舆论的压力下，检查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在去年八月把程益中释放。但两个月之后，他被开除党籍和撤销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得的行政职务。

              鬼谷四友
                                             （李海霞）
      诗经曰："淇水悠悠，桧楫松舟"、"瞻彼淇奥，绿竹依依"，这几句诗写尽了淇河的秀丽、柔美。淇水犹如一条流动的纨素环绕在古都朝歌的腰间，城西15公里外便是著名的云梦山。
      随着铁制工具的推广、士阶级的兴起。庞大的周王朝在熊熊燃烧的铁炉大火中摇摇欲坠。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等都在这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时代粉墨登场。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争夺战拉开了帏幕。由此引发的人才竞争也逐渐走向白热化，无能的弃，昏聩的戮，名士英才成为争夺天下的筹码。曾为商都的朝歌，在见证了摘星楼的奢华、王朝的腐溃以及风起云涌的奴隶斗争之后，伴随着亡国之君纣王的自焚大火悄悄的退出了历史的前台。而名不见经传的云梦山则以无畏的心态迎接战国的风云。
    “铜鏐玉石之美，必有卓异幽隐之士。"铁骑铮铮中，钟灵毓秀的云梦山则令天下人刮目相看。传奇人物鬼谷子在此锻造天下奇才。他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被称为"纵横派鼻祖"。他因材施教，门下弟子各有所长。其中庞涓、孙膑、苏秦、张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活跃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不管前程有多少坎坷荆棘，他们只管赶路；不管路途中有多少风狂雨骤，他们只管做虽九死而未悔的勇者。
              合纵和纵横
    据《史记》记载，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求见周显王献自强之策未被采纳，苏秦出师不利。回到家里，变卖家产得到百余两黄金。于是苏秦华车貂裘西入咸阳，向秦惠文王献统一天下之策，秦惠文王却以"羽毛不成，不能高飞。"为由婉言拒绝。以后苏秦在秦逗留一年多，仍没有得到秦国君臣的回音。
    而此时的苏秦由于坐吃山空，已经囊中空空。百两黄金早已华光，就连变卖车马的钱都已经用尽。无奈之下苏秦只好跋山涉水徒步而归，到家时他衣衫褴褛、形销骨立。父母见其狼狈“辱骂之”，"妻不下机，嫂不为炊"。见此光景苏秦深感世态炎凉，于是他闭户苦读昼夜不息。晚上倦了瞌睡，就拿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腿上鲜血淋漓。如此一年，天下大事尽在掌中，不甘心失败的苏秦再一次出发了。这一次他志在六国，志向更加远大。而此次的游说之路也愈加艰辛。
    此时，秦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势蒸蒸日上。虎据函谷关伺机而动，对中原虎视眈眈。天下人心煌煌。奔波于互相猜忌的六国之间，周旋于错综复杂的权谋之中，苏秦如踏在浪尖之上随时都有葬身鱼腹的可能。和此相比，鞍马劳顿之苦早已不在话下。然而"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一介书生凭三寸不滥之舌、以一颗赤诚之心，终于用他稚弱的双手建起了六国合纵的大厦。苏秦也佩起了六国的帅印。合纵十五年间，秦不敢西出函谷关半步。至此，可以说苏秦的人生理想已经实现，事业达到了颠峰。至于以后张仪相秦，纵横六国合纵失败，都无法抹煞苏秦的合纵大才。
  在六国合纵的巨大压力下，秦举国震惊。此时，张仪的游说破车也咕噜噜出发了。先入魏，目中无人的魏惠王又岂能把初出茅庐的张仪放在眼里？这次游说自然以失败而告终。接着，张仪历尽艰辛到了楚国。在楚魏大战中，张仪大显其能、声名鹊起。楚威王待若上宾。本以为鲲鹏从此得以高旋，张仪没料到会遭人诬陷。狂放不羁的张仪岂能认错？结果听信了谗言的威王一声令下"打!"，打的张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苏醒后，他仍不忘幽默地问："吾舌尚在乎？"在楚受辱后，张仪遂入秦献破解合纵之策，即纵横。秦惠文王如遇平生，拜为秦相。                    
    此后，张仪东入中原。在众诸侯之间软硬兼施，展开巧妙的周旋。各国视其为洪水猛兽，对他咬牙切齿。他采用离间计，兵不血刃便使得六国合纵土崩瓦解，为秦日后的统一之路扫平了障碍。
古人云："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苏秦、张仪一介布衣起于民间，凭口舌之辨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可以说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难怪司马迁这样的感叹：“要之，此二人真倾危之士哉！”
            师兄弟之间
   孙膑和庞涓，这一对师兄弟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出身兵法世家的孙膑，性格沉稳、少年老成，乃兵法大家孙武之孙。而庞涓则心气浮躁，浅尝辄止。
    此时魏国君重金招贤纳相，庞涓心动下山，为魏国元帅。不久后，孙膑出师投靠，希望庞涓能向魏王引荐自己。而此时的庞涓正春风得意，又岂肯推荐高出自己一筹的对手，断送了美好的锦绣前程？于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孙膑遭庞涓算计，"断其两足而黥之"。在狱中，为了骗过庞涓，已成为残废的孙膑装疯卖傻、苟且偷生，求生的欲望支撑着他活了下来。后来孙膑在齐使的帮助下逃到了齐国，九死一生中捡回了一条命。从此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田忌赛马"、"围魏救赵"的故事闪烁着他智慧的光辉、兵家的风范。最后在马陵之战中逼得庞涓兵败自刎身亡，孙膑得报大仇。
   后人对于庞孙二人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可以说是仁智互现。太史公曰："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孙膑身遭酷刑而不丧凌云之志，兵家奇书《孙子兵法》才得以流传于世。而庞涓为了“英雄有用武之地”，则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在那个人才竞争及其残酷的时代，仅庞涓的立场上来看孙膑留魏，庞涓恐怕从此只能是归隐田园的结局。况且就其个人才干而言，庞涓熟读兵法、治军严整。却有大将之风。毫不夸张地说，此时魏国依然能保持第一诸侯国的地位，庞涓功不可没。马陵走投无路之时，他还不甘心的喊：“遂成竖子之名！”含恨而亡，至死不悔。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是非成败转头空。当战国的战鼓渐行渐远，硝烟逐渐消散。历史的天空中只留下英雄执着的身影在驰骋纵横。

在新闻学中重拾我们生命的激情
　　　　 —— 一位老记者致一位苦恼的新闻系同学的信（一）
　　　　
段弦同学：
　　我在天涯网站上读到了你《普通院校的新闻系学子的困惑》的帖子，我这个老记者无法掩饰我内心的震撼。你说：“怀着对记者职业的崇敬选择了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可两年的学习生活过去了，我对新闻学的激情都快磨光了……平时开的课程讲的那些理论条条框框，基本都把同学们灌趴在桌上了。专业课基本都没多少人愿意听。”“好象都有些人现在决定以后不从事这一行业了，和我专业一样的新闻学子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好家伙，连着5个惊叹号！从你的帖子里可以看出，你有着真诚的苦恼和苍凉的叩问，那一连串的惊叹号，都表明了你的苦闷和追求，你不甘心做一朵还没开放就谢幕的花朵。从中还可以看出，你和你的同学对培育你们的养料和方法，有不满意的地方，好像你们的园丁暂时也还没有改变它的意思。所以你们很苦恼，很彷徨，很无奈。
　　　　
　　　　 “新闻无学论”贻害至今
　　　　
　　说实话，你已经是大三的同学了，这样的学习状况不仅你们自己的内心很苦恼，关心你们的师长也必定深感忧虑。因此，我作为一位老记者，想通过《媒体交流》这个专栏，谈谈我的看法，为你在夜深人静思考你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增添一点激励你的心志的烛光，它可能并不算明亮，但却是真真的，淡淡的，暖暖的烛光。
　　我是一个有着2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记者，职业生涯应该与你的年龄不相上下，在五家大型媒体工作过（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四川电视台、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我做过十几年的记者，也做过记者站站长、华西都市报副总编，代表作品是被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评论为“树立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一座丰碑”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出版有《红岩英魂逢春记》，有电视连续剧和电视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有作品被选入全国统编中学语文课本，有作品被大学新闻院系选用。我提到这些职业经历，仅仅是为了使你感到我们有学习新闻学的共同的对话基础。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我指导过很多年轻记者和实习生，其中有些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你在帖子里有这样一层意思：“老师也基本是讲书上的东西，专业课全班80多人最后只有20多个在听课，老师也什么办法上了”。你可能叙述的是真实情况，但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去责怪老师，要知道新闻学其实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你的老师讲得不好并不是她不愿意讲好，而是她受的教育和培训，使她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讲得更好。所以请你一定要体谅她，一定不要有不敬的想法。做一个好记者，先要做一个好人，对待师长的基本态度就是做人的基本素养。
　　我们的新闻教育，长期以来受到“新闻无学”的谬论的戕害，其流毒至今都没有消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就是一切，新闻完全从属于政治，完全为政治服务，扼杀了新闻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学”更是提都不提，政治宣传代替了新闻传播。这些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新闻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虽然近几年经过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的努力，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仍然存在着理论体系不成熟和理论滞后于实际这两大问题，师资方面也存在缺乏新闻实践的问题。这些都有待于全国新闻教育水平的提高才能逐步解决。当然各所高校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学科的基础和师资情况。根据最新的统计，全国的新闻传播教学点已经发展到了600多个，这么大量的教学点，质量上肯定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大学新闻专业学习“功夫在课外”
　　　　
　　在这种大背景下，你又已经在你的学校学习了两年新闻学，我希望你求诸于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消除那种学习中的苦闷。具体来说，根据我多年当记者的经验体会，建议你做好下面这几件事，这几件事都是可以在不增加老师负担的前提下，依靠你自己的知识准备就可以做到的。大学的新闻学习，其实可以套用一句古语“功夫在课外”。现在让我们先来分分类，也就是根据你今后的发展目标来确定该下的功夫。好比学习武功，先要确定是学少林拳还是跆拳道或者柔道，再开始训练，它们虽然都是技击搏斗之法，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先分四个大类：记者、编辑、经营、教学科研，再来看看每个大类该怎样做。
　　　　
　　记者——发展方向是职业记者。
　　记者是什么？记者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制作传播者。记者职业与刑警、医生最为相似，记者采集多方面的社会信息，刑警采集罪案信息，医生采集病员信息。关键词：采集、信息。刑警采集信息要形成推理和判断，确定犯罪嫌疑人。医生采集信息要形成疾病诊断，开出治疗处方。记者采集信息要进行制作，用于大众传播。
　　　　
　　　　围绕这个目标，你可以试试：
　　　　一、每天写作一千字，像石匠那样把你头脑中的语句和思想刻在石墙上。
　　　　
　　无论从事以什么为媒介的新闻传播，文字写作是最基本的。即使是信息量最大的“一图胜千文”的图片传播，也需要写文字说明。从有人类历史之初到现在的信息社会，文字信息一直都是信息传播的主流符号。在视频等符号逐渐增多的未来仍然会是这样，文字练好了，一个记者就成功了一半。作为职业记者，你至少要能够很容易地将你采集到的信息和你对信息的思考，用文字顺畅地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好比刑警不会察看蛛丝马迹，医生不会开处方，这个记者是做不好的。
　　从你的帖子我可以看出，你们学校的语言文字基本训练还是不够的。比如文中有表达不准确的地方，有错别字，如“堪称”误为“勘称”之类。当然你文中的“那些理论条条框框基本（似该用“几乎”）都把同学们灌趴在桌上了”这一句是生动的。用“灌”和“趴”两个动词把师生双方一“灌”、一“趴”的动态和教条框框的效果写活了。如果真正当了记者，像以上这些最基本的文字处理，你每天都会遇到上百处。你要是处理不好，你在媒体工作会比在教室里听课还要苦闷，你在媒体里甚至会呆不下去，因为在工业化大生产的程序里，没有人会有时间和耐烦心去给你改作文。现在的一些新闻系学生中，大部分是很想当记者的，但是我听说他们每周还写不到一两千字，四年学习下来总共也不过几万字。才写几万字就可以成为像样的文字记者吗？这肯定是要打问号的，这好比只打过几十发子弹的士兵就要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去打仗，老兵会为他们的性命担忧。我也真为我们的一些未来的记者担忧，因为记者是“吃文字饭的”，文字艰涩，这碗饭就很难吃了，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每天去写一千字以上，持之以恒，打通文字关。
　　任何事情都是量变到质变，没有量的积累不可能有质的飞跃，“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写作主要是靠大脑和手，不是靠耳朵，不要以为我每天都听了课，任务就完成了。不写，你还是没完成。写什么不重要，写没写更重要，写主要是训练你的思维和文字表达。如果一个想当记者的人，又视写作这项最重要的基本功为畏途，那就应该想想傅雷先生的这句话了：“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长于理工者未必长于文史，反之亦然；选择不当，遗憾一生。若蔽于热情，以为既然热爱，必然成功，即难免误入歧途。”
　　　　
　　　　二、每天浏览五个新闻网站，像鲨鱼在海量信息中游泳，将千百条小鱼儿一口吞下。
　　　　
　　既然记者工作的本质是信息采集，那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应该浸泡在新闻信息的海洋里，以前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际上这就是古代的信息采集者和文史学习者采集信息的圭臬。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所以只有多读书，多走路，直接采集信息。在现代信息社会里，这一切都变得极为方便，特别是信息的获取，依赖于互联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要看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几毫秒时间就可以如愿。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值得关注的大事，也是分秒之间就可以从几千公里之外传到你的眼前，图文并茂，新闻与评论齐发，还有海量的背景链接。所以说互联网的新闻网站是新闻学子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任何权威的新闻教师在互联网面前都只是沧海一粟。
　　古人有训：“观千剑而识器”，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观“新闻千剑”的条件，经过大量的观看，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里得知全球的新闻信息，经过认真的比较和感受，我们就可以判别新闻处理的优劣，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你对什么是新闻，怎么判断与选择新闻，就会有直接的认识和体会。一天浏览五个新闻网站实在不算多，最多花两个小时吧。试想一位剑客在一天当中，花两个小时去“观千剑”，实在也是最起码的吧。因为“剑”将是他立身、报国的依仗，他应该全身心地投入。上新闻网，和写作一样，也是从量变到质变，好比鲨鱼食小鱼，吃不到一定数量，不会变为自己身上的养分。
　　比如最近频繁发生的台风和飓风的新闻，如果你真的把近日中国福建沿海的“龙王”台风的新闻，和前些日子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的新闻从互联网上大量地采集了，不用谁去手把手地教你，以你现有的文化知识基础，足可以从中学到大量有用的东西。例如突发灾难损害，气象预警，政府救灾系统运作，灾害规避与防护，豆腐渣建筑的危害及成因，水利工程维护的失误，灾难中的人性与救助，媒体在灾难中的责任等等相关新闻，这些新闻的采集不能说对你今后当记者没用吧？要知道灾难新闻在任何国家的新闻报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每一个职业记者都是最严峻的考验。
　　当你像一位身担报国重任，即将仗剑远行的剑客那样投入互联网新闻网站，去观重大新闻之“剑”时，你还会困惑地趴在课桌上昏昏欲睡吗？我想你作为一个胸怀当记者的宏愿的新闻学子，面对满目的灾难新闻，面对千百万人失去家园的苦难，应该足以点燃你心中的新闻激情吧？虽然你现在还不能投身其中去报道，就好像军校学生现在还不能上战场，但是你毕竟是未来的新闻战士啊，你应该热血奔涌，跃跃欲试吧？至少不应该觉得学新闻很无聊吧？更不该“好象都有些人现在决定以后不从事这一行业了。”在国家的需要面前，在人类的需要面前，在自己的愿望面前，在师长的期望面前，你们怎么可以仅仅因为课程枯燥，就采取新兵在没有听见枪声就逃离战场那样的行为呢？
　　再举一个例子，新闻系学生，对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影响巨大的传播现象，总会有所关心吧？湖南卫视最近搅动的超级女生和《大长今》的传播风暴，不正是学习新闻与传播知识的大好机会吗？也是学习传媒经营的好机会。当然书本上没有，但是它在现实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发生着。虽然是卫星电视的传播现象，但是在网络上的信息量更大。就这两件事当中所包含的新闻传播知识、理论，你们可能一年都学不完，一两本书也写不完。例如：为什么湖南卫视地处内陆省份，它的“娱乐中国”的路线却使它成了中国传媒的“超级娱乐明星”？超级女生利用卫星传播、网络传播、手机传播的优势，成功地动员了上亿观众参与到大众娱乐中来，形成了何等壮观的媒体传播现象，新闻报道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韩剧《大长今》为什么能够热播中国，热播华人文化圈？虽说文化无国界，但市场有业主，韩国文化为什么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如此的挑战？青春励志剧给我们未来的新闻记者带来了什么？还有很多很多题目，都是和我们新闻专业的学生有关系的，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去上网搜索，去上网学习，去上网研究，难道我们还会打瞌睡吗？难道我们还会“专业课全班80多人最后只有20多个在听课”吗？不会吧？你说呢，段弦同学？
　　　　
　　　　 孟勇
　　　　
　　　　 2005、10、5　　

在新闻学中重拾我们生命的激情
_____ 一位老记者致一位苦恼的新闻系同学的信（二）
　　 用千里眼去了望，用顺风耳去倾听 ，观察、思考、交流
　　　　 我在天涯传媒论坛给段弦同学的帖子发了之后，许多学新闻的同学们表达出了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使我这个老记者回想起了我年轻时代渴望学习新闻写作时与你们同样的热情。回首往事，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如在眼前。
　　 80年代前期，我才20多岁，我的报告文学《红岩英魂逢春记》在上海文汇报连载，引起了轰动，我也在无意间受到了文化界老前辈热情的指点和帮助，与我素不相识的复旦大学老校长谷超豪先生，在文汇报上撰文说：读孟勇的报告文学所写的重庆中美合作所蒙冤受屈的革命烈士的报道，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对于一个刚刚从事写作不久的青年来说，是多么大 的荣誉和鼓励啊。影大师谢晋还专门派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到四川，与我商谈改编电影的事。紧接着人民日报的老师们又决定拿出上万字的版面，加上编者按转载了我的这篇作品。这对一个热爱新闻，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新闻学子来说是何等巨大的鼓舞！这之后，在一些师长们的帮助下，我真正地走进了新闻界的宏伟殿堂。否则我是专业田径运动员出身，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新闻记者呢？这中间的跨度你想想有多大。
　　 现在这些老前辈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我至今也无缘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对新闻学子精心的栽培，对业界后进真诚的奖掖，多少年来一直感动着我，鼓励着我。所以当看了段弦同学学新闻学得好苦恼的帖子后，我觉得有责任帮帮你和与你有类似想法的同学，就像当年那些帮助过我的素不相识的前辈一样。当然我只能提供一些远程的间接的智力支持。
　　 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我继续说说做记者编辑的基本功。下面四条，有三条是记者编辑都共同需要具备的，只有一条是专门谈编辑的，当然上一帖谈的写作与上网的基本功，也是记者编辑共同需要的。我想这个好理解，编辑其实是一个小概念，包括在记者的大概念中，就像教授包含在教师的概念中一样。中国新闻界只发记者证而不发编辑证，是不是？
　　
　　三、长一双千里眼去了望，长一双顺风耳去倾听。观察、思考、交流。
　　
　　 在四川古文化遗址“三星堆”有一件文物，想必很多人都看见过，那就是一双突出了一寸的眼睛。千年之后的我辈对它只有作猜想，有人说它是描绘的古太空动物，我的看法那可能是一个远古的观察家的图腾，古人可能认为动物的肉眼如果突出来，就可以超越别人，观察世界的能力可能更强，在认知神秘的生存环境时会具有优势。那时的信息传播手段十分落后，但是祖先们却对观察世界如此渴求，令人感动。
　　
　　 观察蝴蝶与风
　　
　　 新闻学子观察我们所处的这个纷繁的世界，与公众进行频密的交流，对获取的信息进行慎密深入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学新闻要从这里做起。有一句名言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句名言正是道出了新闻人在信息世界里所应有的状态。这“声声入耳”，可以理解为对外界的有价值的信息的关注与获取。“事事关心”，可以理解为留心去思考与判断。这应该是新闻学子在整个学习期间和今后的职业生涯中的基本的生存状态。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夫子，或许可以去做一些基础理论研究，但他绝不应该学习新闻。就好比100米成绩15秒的人不应该去学刘翔那一行。
　　 我说的观察是广义的，观察社会，观察人，观察自然。要有好奇心，要像牛顿观察那棵苹果树那样，观察整个世界。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整个世界当成你的那棵苹果树，每天都要观察它，琢磨它，思考它。看这世界那里起了飓风，那里打了战火，那里的独裁者被打倒了，那里的人民过上了好日子。看臭氧层穿孔了南极的冰川又融化了一寸。看炒房子的阴谋者正在怎样盘剥人。要看的确实太多了。当然也不能忽略你身边的各种变化，你的室友突然高兴得走路都在唱歌，那是不是收到MM 的情书了？老妈妈打电话来，嗓子有点沙哑，你要想想她是不是伤风了？总之一切都要观察。
　　 要知道一个在生活中观察力迟钝的人，你要让他有新闻敏感性，可不可能？这就是俗话说的“不会走的人，你要他跑”。新闻虽然是信息，但它不是一般的信息，新闻是最新发生的具有新闻要素，值得大众关心的时事信息。例如你妈妈嗓子哑了，是信息，但公众不关心，所以还不是新闻。锻炼观察力可以从“家事”开始，华人神探李昌钰开玩笑说：“我在外面工作一天，回到家里我一看垃圾桶就知道太太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事。”这就是职业眼光，侦探的职业眼光主要盯住细节。记者的职业眼光应该比侦探要宏观得多，宽泛得多，是具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等等许多背景的观察。
　　 如果用那个著名的蝴蝶翅膀理论来比喻，李神探可以只观察那只蝴蝶的翅膀，看它和某个命案有没有关系，但是记者不仅要观察蝴蝶翅膀的振动，还要观察这个振动远隔重洋造成的飓风灾害。也就是不仅要观察起于“青萍之末”的风，还要一直追踪观察那“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刮倒大树的风。这还不够，还要像宋玉说的将风辨它个“雄雌”。将风分辨雄雌就属于我们今天说的抽象思维了，不仅仅局限在具体的蛛丝马迹。
　　 观察社会，观察世界，观察人生，在观察的同时进行思考（这是一个大课题，我在这篇短文就不展开了）这是做一个好记者最重要的一点了。它比写作还重要。一个记者的力量感主要体现在这里。文字表现力好而观察思考力差，可以做一个铺陈风花雪月的才子，但不可能成为一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因为他只占了后面一半，只有妙手，没有铁肩。这个铁肩不是真正的铁肩头，而是观察思考的力量的肩头。没有观察与思考就谈不上新闻敏感，观察与思考是新闻敏感的基础。因为新闻毕竟不是靠直觉，不是鼻子闻香臭那样的敏感，如果是那样的话，茅台的调酒师就可以成为最伟大的记者。虽然生理学家对大脑的研究承认直觉的存在，但是以社会和公众群体为工作对象的新闻记者，绝大多数情况是在理性和逻辑的指导下决定其行为方式的，所以离不开观察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察和思考也是写作的基础，可以说它们解决“鱼”的问题，写作解决“渔”的问题。
　　
　　 蜜蜂般的交流
　　
　　 如果一个记者写了一手漂亮文章，又有了敏锐的观察能力，又能够思考问题，从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都有了，那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好记者了呢？（只谈业务技能，后面再谈新闻理念）回答：不是。为什么？因为还要看他会不会交流。记者是做大众传播工作的，传播就是交流。记者和采蜜的蜜蜂一样，他自己就是一个媒介，媒体好比是个大蜂巢，记者要像蜜蜂那样把新闻信息的花粉采集回去。记者要把自己获得的新闻信息传播给受众，但是记者在获取信息前首先要把自己需要获取某种信息的意图传播给信息所有者，相当于蜜蜂的传授花粉，蜜蜂也是先授粉再采粉。记者采访，也就是访问别人采集信息，记者也为对方提供信息。不信你看看，那些大公司周围是不是都有一些关系密切的记者？互相之间提供信息。记者为了采访新闻，就必须与采访对象交流。二次大战当中的苏联著名间谍左格尔就是新闻记者，他与具有战争信息的人打得火热，从中得到了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最重要的情报。如果当时能够公开，那一定是最重大的爆炸性的国际新闻。因为不能公开，所以只能是情报。当然从采访业务角度也不妨把它看成是新闻。我在这里要说的意思是，交流对记者的重要。
　　
　　 作为新闻学子，当然不可能让你们去获悉在东海大陆架春晓油田附近将要发生一些什么事。但是你们从现在起，就应该与身边的每一个人有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有行为学家统计过，一般的人在一生当中，认识的人最多也就一、两千个。但是一个新闻记者在职业当中要采访的人可能会上万，何况多数采访的时间都很仓促，在极短的时间里你还要从别人那里得到新闻素材。这其中还可能有隐私，有顾虑，有恐惧，甚至有针对你的陷阱。这些都要靠你的交流能力去解决。
　　 如果你是新闻学子，那从今天起就认真交往每一个人，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而且你要有意识的进行隐形的采访，这应该是善意的，不涉及隐私的，不惹人反感的。你可以围绕你感兴趣的，他们可以提供的信息进行交谈。要把它看成是采访，而不是张大爷、王大妈之间的“今天天气……哈哈哈”的鸡毛蒜皮。要聊有意义的话题，要聊最近发生的事情，要弄清楚所聊话题的新闻类要素，如时间、地点、事件、特别重要的是要涉及原因，要听取他人对某一件事情的评论，那怕他是在骂娘。有时候骂人的话不敢说句句是真理至少也句句是刀子，其中信息含义极为丰富。比如有个人说如果把某岛屿分割出去，就是割了某某的命根子。你说这句骂人的话多厉害，信息量多大。
　　 交流，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如果一个新闻学子现在还羞于见人，三句话脸红，在寝室里卧谈都还疙疙瘩瘩理不清头绪，那以后怎么去采访别人？第一、你得不到新闻。第二、别人会瞧不起你。第三、别人会小看你所在的媒体。你的弱点传开去，用你的媒体为了工作效率和他们的名誉，只好另请高明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说过，有的学新闻的同学到了报社后，前两年的工资基本上是白给的。大概就包括上面的情况。不过这算是仁慈的了，如果换了现在的市场类的报纸，估计这种仁慈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因为实习期一般是三个月。
　　 我以前也常常望着一些资质不错的新记者出门时的背影深感痛惜：“我们怎么不再多给他一点时间呢？他是一块好料啊。”但是另一个更强大的声音说：“报社不是学校啊，这里是干活儿的地方，他们本来应该更成熟一些啊！”这是来自市场的声音。郁郁独行的他们终于一个个的走了。我时常在想，他们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他们虽然还可以做各种工作，但是他们毕竟从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做一个好记者的人生之梦呀，难道他们如此年轻就美梦失真了吗？这是多么的不应该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市场就是这样，竞争就是这样。它只承认强者。
　　 所以我要忠告看这篇帖子的学子朋友们，你们不要学“鲶鱼故事”中那些装进运输的箱子里才被赶得拼命游泳，死里逃生的小鲶鱼，而要在大海里的时候就练就好一身游泳冲浪的体魄和本领，这样才能在任何新闻职场的竞争中游得最快，游得最好，立于不败之地。这个大海就是你们现在学习新闻学的学校。如果现在你们感到失去了新闻的激情，那就赶快去拾起它来吧。
　 孟勇

　在新闻学中重拾我们生命的激情
—— 一位老记者致一位苦恼的新闻系同学的信（三）
　　
　　 今天又继续为新闻学子们码字儿，首先要感谢许多同学发帖鼓励我，看一个老记者的体会及思考能对你们有一点启示，看到我的一些想法能对年轻可爱的学子们有一点励志的作用，特别是看到首先发帖对大学的新闻专业学习感到苦闷的段弦同学说：“句句读完孟老师的帖子,让我重拾了久违的理想和激情。”我感到非常高兴。有一个新闻学的博士导师还把这两篇帖子拿到新闻系的内刊上去登载，他评价说这非常有用，学生一定会喜欢。br />　　 不知不觉当中，我从一个搞新闻业务的人就介入了新闻教育的行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认为这世上有两件事最伟大：一件是父母给与了我们每一个人以生命。另一件就是有人教育我们成为有用的人。教育后起之秀不一定非得是他的老师，也不必都要成为收费培训，虽说有偿新闻是不允许的而有偿教育是提倡的。在有偿教育的今天，还需要发扬咱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无偿教育的好传统。就好比在大街上看见有小孩蹒跚学步，忍不住要去扶他一把。看见视力不好的人过斑马线，要去牵他一下。只要我们有这心思，不要考虑赚钱，网络技术就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工具。现在由此延伸开来说说记者要做一个有灵魂的人。
　　
　　 四、记者不能成为一个信息化机器人，记者要做有灵魂有理念的人。
　　
　　 如果一个记者练到了我在前面两帖里所说的道行，那基本上可以做一个新闻行业的“工匠”了，可以干活了，可以挣钱了。但是他可能只是一个“信息采集员”、“快速录入员”之类的匠人。他还缺重要的东西，用钢铁比喻，他是普通钢而不是特种钢，因为缺稀有金属。用电脑芯片比喻，他是MMX，还不到奔2。用汽车发动机比喻，是1以下的排气量。你说不能用吗，勉强可以用，但是不堪大用。所以是“信息采集员”，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一定要是一个有灵魂有新闻理念的人。
　　 “理念”是个泊来名词，在中国叫做“道”或“德”。比如常说的“医德”就是医生的灵魂和理念；“师道”就是教师的灵魂和理念。“医德”最核心的就是要治病救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见死不救。“师道”最核心的就是教书育人，不仅教书还要育人，不能讲完专业课本你就走人。用这两条来衡量，有人会感到汗颜，但是记者的思维决定我们去分析非自然人的职业人，必须要用灵魂和理念这把手术刀。
　　 古代有个“白宫记者”司马迁，他的理念认为太史官要有“史德”，就是要忠实记述。他为了这个理念，被皇帝割去了男性的重要器官，成了一个太监。司马迁的职务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白宫记者”，他的遭遇相当于他坚持要把克林顿和莱文思基的新闻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可是他无法享受到真正的白宫记者的职业待遇，他在皇帝警告他之后，仍然坚持要如实记述历史。古今中外这类事例很多，解放前被暗杀的记者也不在少数，现在的新闻职场上也有记者被收买的事例，说明坚持新闻理念不容易。但是，一个人既然要做记者而不仅仅是做一个记录员，就要有自己的新闻理念，就要有灵魂。新闻学子们其实在学校里也不会少学这方面的知识，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我归纳了至关重要的三个关键词：“关怀社会、主持正义、承担责任。”（待续)
孟勇

北青版新闻培训纪要（1）
宋燕
我编了一段时间大家的稿子，对大家的稿子有一些感觉，我想就大家的问题说说咱们做深度报道时几个该注意的地方。
做深度报道，有几个步骤。
准备中的问题
■对事件中提出疑问，是发现报道角度的办法
第一步是解析选题。
在我们选择一个题材做深度报道时，这个题材一般已经有媒体报道。我们可以收集这些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兴趣点——所谓兴趣点就是这件事有什么让你特别有兴趣，特别关注。兴趣点不是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判，说谁对谁错，应当从读者的角度去想有什么是媒体没能报道出来、而我特别想知道的。
比如这两天本报报道的“滴水茶事件”，说的是这次书市上，几个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到北京来摆摊卖茶挣学费，北京市民纷纷解囊。
当时报道普遍选择的角度是爱心，并对此事进行了连续报道。
一个普通的记者看这件事情，看到的只是它的感人之处——小学生、贫困、自己挣学费，不思考的读者看到的，也会是这些很表面的东西。但是，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应该不仅仅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首先分析这些资料：
有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是，这些小学生怎么来这里？为什么来这里？以他们的智力和阅历，他们不应该知道用这种方法来筹集学费，也不会知道北京有这样一个书市，能够吸引如此多的民众。是谁告诉他们这个信息的？是什么人知道这样做会吸引普通群众的爱心，于是让他们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的背后，会不会是有人操纵？如果有，操纵的原因是什么，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什么造成一个好事却不得不用炒做的手段来办到？这应当是我们的入手点之一。
根据这一兴趣点，我们去做充分得调查，如果有结果——无论是什么结果，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深度报道。
另有一件事情是可可西里招募志愿者。大家都知道，在可可西里，和盗猎者的斗争非常惨烈，著名的野牦牛队也曾经伤亡惨重。这次居然来大城市招募志愿者，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志愿者从来没有在那种艰苦条件下生活过，无疑很难去与那些盗猎分子都斗争——这肯定是作秀。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这种做秀？
找到了这一角度，就可以由此进行深度报道了。
■不同的问题，找最有能力回答的人回答
在采访之前，应当分析选题，做好采访的准备，即列出需要采访的人，和他们合适回答的问题。我发现现在咱们的新记者常常把一些不该由某个采访者回答的问题问给这个人，比如采访一个什么事，就找到当地政府负责人，然后什么都问他，就出来一篇稿子。并不是一个主管领导就能回答所有问题的。
比如去年咱们的记者报道那个反腐扑克的事，这件事情至少应该采访发明者、使用者和针对者，可以据此列出他们各自合适回答的问题，然后进行采访。但是那次做这篇稿子的记者就只采访了政府主管部门，就做了稿子。
采访中的问题
关于采访，我想说3个关键问题，是咱们的新记者常常有混淆的问题。
■记者的任务是了解事实，不是难倒别人
记者不能做被采访者的传声筒，也不是被采访者的敌人，而应当作事件的记录者。你的任务是想要了解事实，你得到的结果是对事实的解答。现在有些人走入一个误区，以为好记者就是能难倒别人的记者，问的问题让别人尴尬，无话可说，就表示你有水平。事实上记者的责任是去了解事实，你和这个被采访人既没有交情，也没有仇，你也不是要去表现自己。你的任务是问问题，并且得到答案，仅此而已。比如当初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中，那个情况说明会我参加了，当时的现场乱作一团，很多记者不是去采访，而是像去吵架，问的都是些概念性的、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你们是不是在侮辱中国人”，这明显不是一个要求回答的问题，人家会怎么说？说我是？那不可能，说我不是？他又不信。这样的采访是对峙，不是采访，你问的问题并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在采访中，记者自己要判断什么是有用信息，比如企业政府都在回避缺点宣扬优点，你自己要判断一下哪些是夸大的，哪些是有用的。要明白我想了解什么，我必须得出答案，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观察和阅读也是采访
通常采访的情况是：列出很多问题，找人回答。
其实在问和听之外，看、观察现场的情况，及问问题得到回答时对方的反应都是采访时获得的极好的新闻细节。采访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问，还要用眼睛看，要用耳朵听周围人的议论等等。比如国航空难，记者到了现场，看到救援者们都在做些什么，飞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遇难者的遗体在什么位置等等，听到的现场的声音，这都是采访。我当初B股开放的时候，到深圳采访，我注意到，在深圳的大街上挂着关于券商挂出的B股开户的条幅，报摊上有许多教人怎么炒b股的印刷品；在深交所，看见很多人在排队，听他们就此事的讨论，观察他们的反应——这些都是采访的结果，而且是十分生动的细节；
在外地采访还应当读当地的报纸，当地的报道会有很多细节，即使是服务性信息，也会得到很多有用细节。
■在你感兴趣的地方追问
采访时要不断对得到的信息进行判断，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之前没有涉及到的信息要进行追问。
比如这次陈洁报道的台州中学生殴打路人致死的事，陈洁的报道写得很详细，方方面面都采访到了，对事件的描述很清晰。但是在报道中，采访到当事的一个中学生，向他了解当时现场情况及此后情况，学生说他表示后悔，说，“不知道这会不会耽误自己以后的升学找工作”。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有点疑问：这些学生居然只担心自己以后升学找工作，他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居然不去考虑死者家人的情况不去想想人家的苦难，还是只关心自己。就这个细节追问下去，深入地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就此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报道，那比目前的报道要好得多。
如果一则报道只有方方面面的信息，有细节，只是把一个故事讲得更完整，那其实不是深度报道，变成了密度报道。
写作中的问题
■写文章之前先定结构
目前的很多东西与其说是深度报道，不如说是长消息——按部就班的讲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发展。新记者们往往驾驭不了长文章，他以为长文章就是把短文章抻长，于是就在写作过程中对每个地方详加描述。
长文章有个结构的问题，在你写作之前，你应该想好你要说什么，分几步说，每步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结构。这个结构非常重要，你把结构确定好了，下一步的内容就是往里边填东西，就很简单了。
■文章要有信息量
我还想说一个信息量的问题，现在咱们的报道很长，但是常常是些无效信息，是注水。在一则报道中，要注意有效信息量：要确定文章中每个地方都有内容要说，没有可删的多余的内容。文章必须精炼才有节奏感，才能成为真正的好的报道。
如果到后来由于广告等因素，版面太大，文章字数不够，可以考虑加入背景资料，多加一些图片，而并不是把文章里边注水让他变长。读者读长文章本来就没有什么耐心，如果你的文章没有节奏感，没有信息量，那他就更读不下去了。
问：采访之前的提纲，有没有通用的模式
答：没有通用的模式。不过有规律可循：
在台州中学生打死路人的事件中，肇事学生、公安局、死者家属、教育部门，每个部门可以回答问题。
应当去各个现场（学生议论，事件发生地什么样的面貌，事件发生地，来往的人，环境）观察。
剩下的就是在采访过程中，要不断分析被采访人的回答，并且找到感兴趣的地方追问下去，然后再在其他采访中丰富这方面的内容。
赵维补充：
一些最近版面文章中的问题：
在采访之前，选点——角度是最重要的
要带着观点去采访，所有第一消息是快讯，告诉你事情发生了；我们做的是第二落点，要有追问的精神，比如最近又有事故发生，要追问为什么接二连三掉飞机。
在采访之后，采访事实可能验证或推翻观点，但这更有益于新闻的制作，有利于文章主题的延伸。
应当力图进行纵深，穿插性的报道，发掘消息背后的价值。
宋燕：
这一点我补充一下：的确是要带着观点去采访，但不能让采访事实服务于观点。
比如我曾经采访过面的淘汰的新闻，当时政府有个新规定，淘汰的面的只能卖往外地，我感觉这个规定会引起面的的跌价。事先有了这个观点，我去采访，采访了几个人，有和我的想法吻合的，也有不吻合的，我就按照这个观点硬写了篇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实际上面的并没有跌价。这是个教训，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问：什么样的是好的深度报道，什么是长消息
答：咱们的记者一来就做长文章，没有消息的写作，这是个欠缺。
深度报道要有一个切入点就可以。在对消息和既有事实进行判断，有什么蹊跷，如“滴水茶”爱心报道中的疑问。
赵维补充：
带着观点，实际上是疑问，你在消息中未能得到的解答，没有足够的事实，自己不要跳出来议论。缺乏事实支撑，观点就会站不住脚。
一万字的文章，要有十万字的材料，采访量要够。
对平时的要求就是对工作特别敬重，自己要特别“厚”。注重日常的积累，不要停留在这个位置不前，努力是最重要的。


北青版新闻培训纪要（2）
如何判断选题的价值及如何避免由文章引发的纠纷
杨文健
　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判断选题，一个是怎么防备稿件“惹事”。
　以下的观点纯属个人，来源于我个人的新闻体验，是否妥当和全面，请大家商榷。
一，深度报道的选题
这里讲的选题，当然仅指的是我们日常操作的深度报道的选题。
首先，我将选题分为日报类（指的是最近发生的、具有较强时效性的，拼快速和细节的）和周刊类（这类我把它的范畴定在是在已有的新闻事实基础上挖深度、找角度、立观点，具有较强的策划和个性色彩而时效较弱化的）。
日报类选题当然受局限较大，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突发的事情进入我们的视角。我想，对于这类选题，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在它来了的时候不能漏掉错过，尽量在追时效的同时做出想法来，做出特点来。
而周刊类深度报道选题是我觉得可以有较大发挥余地的。这类选题应该是耐嚼的，是编辑记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些新闻事实，如果没有好的角度和着眼点，也许是容易被放过去的，而一旦有好的策划和立意做出来了，也许会有这样的效果：哦，原来还可以做成这样……所以，我想，在这类题材选取上我们需要下工夫。
一个好的选题，我认为它应该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质（当然不是同时全部具有，有时具备其中一、二就可能是个好的题材）：
1.时效性；2.重大性；3.典型性；4.延续性；5.贴近性；6.独家性。
前两者比较容易判断，这两类也是我们在做日报类选题时紧追的方向。重大性，即它所关联的事物是否有知名度，或是否会成为一段时期内的热点；报道时尤其要注重结合报道主体自身；
而典型性则是周刊类选题的必备项，即具有深刻的内涵，能对某个领域产生标杆性的意义，但有时这样的内涵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挖掘；
贴近性，指的是与读者的距离，即心理上的亲近感，能关系到自身或引发兴趣的，这里有地域性因素，也有职业性因素，还有年龄因素、知识层次因素等等。　选题会上常有记者会提出一些纯农村题材的选题，但这与北青报都市报的定位不符，不太切合读者口味。
说到贴近性，我这里正好有一份今天的《晨报》，姑且拿它做个例子。在它的头版的导读里，有这么一条：“孕妇惨死警察车轮下”，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翻到那一版想看个究竟，可是一看之下，很是失望，原来文里讲的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我的失望是因为这样的一则美国社会新闻离我实在是太远了，如果这是一起发生在国内的事件，或者哪怕是“中国孕妇惨死美国警察车轮下”，可能我会耐心地读个究竟。我想编者有意隐去地点，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吧。
再说延续性。一些新闻事件是不断发展着的，可能会持续进展一段时间。一般报道都是连续性报道的滚动消息。等到事件告一段落，有了个结局，就可以用将零散小消息组合而成一道全面完整的新闻深度报道大餐。
在这方面，读者是很有需求的。这里有一封发表在今年第16、17合刊的〈三联生活周刊〉上的读者来信，题目叫做〈我不需要“更多”〉。说的是国航飞机失事后，“我”想上网上了解详情，但只看到了上百条的后续消息和间接信息。这位读者写道：“我并不想知道波音767的发动机和起落架长什么样，我只是想看到一篇综述性的文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只能从几百条信息里“猜”。由此看来，这类深度报道题材也是我们不该忽视的。
最后是独家性，这一条对于选题来说是很可宝贵的，但在新闻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独家的题材往往是一些偏离主流视点的所谓“冰点”，需要对其进行塑造开掘。
每个选题当然不可能完全包含着六个特质，只要符合两三条也许就有了做的价值。但还需要对当时同样题材的新闻频率有所注意，频度太密，有时应该有所舍弃——我相信读者不会喜欢今天看“小兰”被残害，明天看“小芳”受虐待，后天又出来一个“小兰第二”，这样谁也受不了。
还有我们总在说角度，其实有一种办法也简单，就是对一个新闻事件，只要有质疑的态度，心存别人没有觉察的疑问，这个找到答案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深度报道。
另外还可以加入（参与、策动）到新闻事件中去，使之有贴近性，与读者互动；但要注意在策划事件的同时要做到顺其自然。
素材加工：
我最近看了一篇新闻研究文章，是关于如何加工素材形成选题的，觉得有所启发，以下把我所注意到的几个观点介绍给大家。
　　客观素材与主观加工，大致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1、追踪新闻事实偶然性和意外性背后的内涵；
2、把缺乏外部联系的几个素材建构联系起来（大背景之下把几个新闻事实组合起来，事件不是雷同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相距时间不长的事件）；
3、需要逆向思维，发现有不同的角度——一般人看到半杯水，只是认为杯子里有半杯水，逆向思维则可以认为，还有半杯空着；
4、追问质疑的态度（你觉得不合理的，但就是发生了，多问几个为什么）；
5、与当前时下流行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助力讨巧的办法，可借助时下敏感热点将新闻升值；
6、与历史相联接，新旧之间建立连接，做出时代感和历史感，如“新闻回访”的计划生育十周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
7、可以整理零碎的消息，组合而成新闻大餐。
二，防范稿件漏洞
　我觉得，在稿件中容易引发问题的有六大杀手，现在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重视。
1，形容词
　我个人不太喜欢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大量的形容词。不喜欢的原因很多，一者是主观色彩太重，冲淡了新闻的真实感，二者是传达信息模糊，容易造成误解，三者还可能误用。比如有人在想表达人或物很少时常常要用到“寥寥无几”这个词，既是没几个，那一定就可以数得清，为什么放着可以明确表达的信息不写，而要用一个虚幻的词呢？
　再如我在大家的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描写被采访者“痛心疾首”、“悲愤”、“无奈”等等的词，可是如何判断这种情绪呢？我就处理过一起被采访者对记者写他“无奈”提出抗议的事情。
　对有着强烈情绪语感的形容词一定要慎用，如果希望传达给读者一些关于被采访者当时的状态的信息，可以抓住一些微妙的细节来表达。
2、采访中的文学化处理
在处理一些稿件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记者会发挥一些文学想像，描写一些记者无法到达的现场中的情景。对于这种想象，我觉得不应该一概封杀，但要十分注意，对特定场景的想象是否合理、是否有代表性、权威性。
另外，在人物众多的事件中，有时为了简化线索，往往会选取核心人物，通过他之口汇聚代表意见发言，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选取的这个人是否足以代表你想要他代表的那些人，即使是同一群体中，是否也会有不同意见？或是你“让”他说的那些话，是否真的让人能想象会从他的口里出来？
这些文学化处理手法可能会让文章生动流畅，但是往往误差由此而生，所以要慎之又慎。
3.结论性语言
在一些报道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结论性的语言，比如“这是一起xxxx”。我觉得，对于一些有争议的事情，结论本来就不好下，何况，许多结论也不应该由记者来下。
在采访之前的结论尤其不可，带着结论去采访，难免一开始就有偏向，会给你的采访带来局限。结论性观点可以出现在结尾（但不要由记者来“宣判”），或最后记者手记之中——那是记者的个人判断。另外，对有关案件的报道，在案件审结之前，媒体不宜先下结论。暗示性细节也应该慎用。
4.报道比例
对于某些报道，尤其是纠纷报道，在报道篇幅上，对纠纷双方和利益双方，即使是合作双方也应该各有相应比例，不可让一方占尽发言权。在报道中还要处处意识到双方利益的冲突，不可偏重一方，对另一方使用区别性语言。　　　　　
对报道对象的过激反应和言语，不能照搬实录，免得从客观上对另一方造成伤害。
5.采访对象身份模糊化
一些事后造成麻烦的报道，常常在对被采访者身份和话语资格的确定上，犯有相似的错误。即在采访现场找了不具有发言和解释资格的人员来对新闻事件进行解释评说，甚至在对方身份都不明了的情况下，就对其提供信息如获至宝。
在进行采访尤其是进行负面报道采访时，要向对方索要名片等获得身份确认后方能采信对方，并选择那些有效话语（事实和细节）。
6.负面报道中与采访者关系的认定
记者要采访踏实，明确自己与被采访方的关系，既不要搞的很紧张，也不要以放弃自主采访为代价，换来一些采访方便。应当坚持采访，用各种技巧，比如对稿子的审核、对话语的修正的承诺，以获得机会。如果答应对方审稿条件的，一定要信守对对方审稿的承诺。
　另外，外出采访的记者还要注意跟后方编辑的沟通，将各种情况告知，请编辑考虑对文章的处理：
　我想这样至少有三个好处：1.记者尽到了责任；2.编辑对文中材料取舍分寸更好；3.标题定夺更容易，可以巧妙地避开敏感点。

关于科学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科学报道的文章相继出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下面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一位学者把媒体在科学报道上摔的跟斗解释为“媒体对科学的误读”，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首先是因为科学报道涉及相应领域比较深奥，非专业人士在正确认识上存在难度，这就造成记者没有自信，信奉权威，专家云我亦云。这是一种客观性误读。
　其二是媒体过于急功近利，过分偏重科学的应用性和轰动性，夸大某些科学事实及意义，这是一种人为地误读。
其三，在语言上，为达到传播，以新闻的语言来表述科学的语言、科学的语境，改造了科学语言，这本来就不够严谨，容易造成叙述上的偏差。
因此，我觉得，在遇上自己不懂的科学问题时，不要将为求轰动而极力往轰动效应上靠；在讲完事实后，再用专家，也不能迷信一位专家的一家之言，要正确理解正常的学术争鸣和反常的学术攻击；为文章添彩才要用专家，而不要做成套路，把专家当作了鸡尾酒上的樱桃。


采访事件类新闻的实战技巧
郑直
做好深度报道，让自己的稿件有独家的角度或经得起检验的立论，关键在于你对新闻的作用、对记者的作用的认识。
如果你以为记者就是为民请愿的，新闻就是揭露丑恶监督一切的，你的思维就会囿于既定模式，你可能因此把丑的东西归结于腐败，把美的东西都视为崇高，在单纯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下，你不可能找到独家的角度，你的采访不可能有多角度的质疑。
我经常在反思新闻的功用，经常困惑，但我还是在主观上要求我的文章淡化舆论监督的色彩，我以为新闻就是要尽可能地厘清事实真相，尽可能地把记者所了解的真相告诉读者，而不是要居高临下地监督什么。同样，我不认可记者的“无冕之王”之称，记者就是一个职业，记者就是“记”之者，就是调查和记录一个新闻事件发展的过程和细节的工作者，而过分夸大记者的作用会使记者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让记者和媒体承担过重的监督责任，也是国家机器运转不正常的体现。

所以，不把丑放大到尽丑，也不把善夸大到至善，用一种职业的平和的心态做新闻，才可能做出非情绪化的、较为客观扎实有分量的新闻。

关于角度

同题竞争，贵在选取好的角度。同一事件，都按时间顺序或采访顺序罗列你说我说她说，不是好的深度报道。好的深度报道，在把事实告诉读者的同时提出问题，引发思考。因此角度是影响我选题确定的最大难题。

选取角度没有窍门，全在你平时思想的积累，在你对这个事件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深度。平时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的想法，做新闻就很难找到自己的角度。

角度有时是采访前确定的，有的是在采访中确定的。但所有的角度都需有事实的支持，对于采访前确定的角度，若采访获取的事实不支持，就只能另换角度。

1．有些新闻，事实比较简单，媒体的前期报道把基本事实反映的比较清楚，但我对媒体在报道中反映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观点，在确认媒体前期事实报道无误的情况下，可以初步依据自己的观点确定自己的角度

比如去年做“郑直报道”的第一篇，是关注一名17岁少年状告烟草公司侵权的事。当时很多媒体包括本报都在宣传这事的意义，就是出售香烟的柜台和烟盒上不标注“吸烟有害健康”，损害了青少年的知情权，导致很多青少年对吸烟的危害缺乏警惕。

但我在各媒体的报道中发现一点，就是状告烟草公司的少年是因一些律师的征集而成为该案原告的，而动员他应征当原告的又是他父亲------一个热衷于公益诉讼的人，我开始怀疑，在这样一起所谓的知情权官司中，这名少年拥有多少对案件的知情权。在律师们为维护少年知情权而挑起诉讼的时候，是否也侵犯了他的知情权？如此，这样的诉讼不仅会模糊青少年对知情权的认识，也会影响他对法律的认识。

角度因此而生。

采访结果支持了我的猜测，在整个诉讼的启动和运作过程中，少年几乎都是被排斥在外的、不知情的，而且少年并非因未标“吸烟有害健康”而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这样，我只需用事实证实我的判断，文章的写作就顺理成章了。

2．还有一种角度的选取，是在采访中提炼的。

比如去年做湖北钟祥4教师投毒案的后续报道。因为涉及百余名学生中毒，那个案子成为全国瞩目大案，全国很多媒体做了报道，警方宣布破案后我曾约发了当地警方的一篇侦破纪实。

后来嫌疑人反映该案另有隐情，希望我去听庭审，我就去了。庭审令我深感震惊，因为公诉方的证据没有一个能直接或间接证明是4名教师投毒，而4名教师全部翻供，说他们被警察屈打成招。

听完庭审，再从什么角度进行采访？先是发现律师对媒体不负责任表示不满，律师们搜集了一些报纸，上面的大标题赫然就是《凶手原是四匹狼》、《为谋校长之职，四“狼师”毒倒百余名师生》等等，很明显的媒体审判的痕迹，我觉得有一点思路了。
　后来在去学校采访的长途车上和认识被告关注该案的司机聊该案的前景，他说：公安都立功发奖了,报纸都登了，要是翻了案,公安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呢。
　这话让我一下子找到了角度，就是在法院宣判之前发布很明确的案件告破新闻和警方立功受奖新闻，是否是另一种媒体审判，是否会对审判结果带来不利影响。
　再如万载爆炸案，因为媒体所报死亡数字的变化多端使我想弄清真相因此去了万载。采访中发现死亡数字尽管都是媒体发布的，但有的是记者亲自调查的，有的是媒体替官方发布的，于是确定角度，就是媒体出于调查不细致而发布了不实数字，被官方指认为严重失实，但另有媒体替欲盖弥彰的官方发布了同样不实的死亡数字，是否也算严重失实？这个责任该由谁负？

怎么培养自己的角度敏感？平时要多思想，多看书，多看各报的新闻评论栏目，多看观点版，掌握基本的法律准则，注重新锐的法律视角，以此拓展自己的眼界，开阔思维空间。思想敏锐，角度才会独到。


关于采访

我在采访中把握几点

独立采访。尽量不和其他媒体记者联合采访，尽量谢绝当地媒体记者陪同采访。

关注的角度不同，工作方式和节奏不同，共同采访会互相牵制，影响效果。对于一些恶性事件，共同采访目标太大，不易深入。

　 2．不让当事人陪同采访，尽可能对每个当事人的采访都是没有第三者在场的独立采访。

采访过程中尽量不让当事人（哪怕是向你反映线索的人）掌握你的准确行程，一竿子扎到最基层，从下到上进行采访，一是可以看到原始的东西，二是避免当地主管部门掌握你的信息进而给你的采访设障碍。在我的一次采访中，提供线索的人得知我到当地的时间后好心通知了省级媒体，省级媒体又以监督的姿态通知了当地政府部门，结果该部门派车一路追我到县乡，进而又使县乡获知我的采访消息，一路设障，给采访造成被动。

反复采访。很多事件都有对立方，在不可能让对立方同场辩驳的时候，需要记者反复验证，因此可能形成对一个采访对象一而再、再而三的采访。
　深度报道基本上是第二落点的报道，采访前，记者的所有问题只是在现有报道基础上形成的，比如采访甲，提完了现有问题和在对话中发现的新问题，再采访甲的对立方乙，乙会对甲所述提出新的事实和不同意见。如不能发现乙所述的明显纰漏，记者就需带着疑问再采访甲，当然中间还会有丙、丁等的介入。如此反复，尽量使采访所得一步步趋近真相。

有些记者在采访时，觉得把几方当事人都采访到了、他们或多或少都说了话，这样就算完成任务，其实这不是扎实的新闻采访，当然很多时候记者是无力让一个事件真相水落石出的，但要尽力去做，以在最后的成文中，把事实的分歧减到最小。

平等对待采访对象，不要带有过于鲜明的感情色彩，不要以打不平的姿态去采访。不管是平常概念中的好人还是坏人，都把他们平等地看作采访对象，都在采访中给予他们人格上的足够尊重。

公开采访。让被采访者知道他在面对记者面对采访，这样他可以选择说与不说，可以选择趋利避害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更严谨更负责任的表达。道听途说的东西，朋友间的悄悄话，或者非正式场合说的话，绝不能冠在某个实实在在的人身上公开发表，这是对采访对象的也是对人的尊重。当然，有些现场的东西，有些公开的演讲或议论，负责任地引用应是没问题的。

我以为，记者的功力、记者的成绩不在于以隐身的方式“骗”取当事人的只言片语，而在于能说服当事人公开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不急功近利，不要让被采访对象感觉你就为套他一句话，而不是想耐心地听他的说法。有时候采访就是聊天，要让被采访对象感觉到你会充分为他做表达的诚意。

民间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采访，但在很多重大的关系民生的问题上，政府机构有向公众述职的义务，所以，采访政府机关不必心虚，要理直气壮，当然也要讲究一些策略。

比如我在某地采访垮桥，被三推两推推到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对央视采访极为重视，有求必应，对我却置之不理，称该说的都说了，上网看就行。我说我想知道的网上没有，比如该桥设计承载和流量之类的基本数据。对方说这些东西都在柜子里锁着。我问事法五天还没找出来？那怎么做事故原因分析？对方说哪那么容易找。我说，假如您能确定刚才说的话，那么这条消息可能明天就会出现在北京的报纸上，就是据某某市委宣传部某某某称：在垮桥的第五天上，分析事故原因最重要的原始设计资料还锁在柜子里。

对方当时无话。冷场片刻，他收回刚才所说，然后改变了态度，接受了采访。

有质疑精神。不仅问题事件里有可质疑之处，所谓的正面报道中也会有，要靠自己把事件从头上搞清。


关于写作

写作开始要有明确的主线，并依次对采访素材进行取舍，深度报道忌无主次罗列采访素材，力争让读者看到你欲通过报道想表达的东西。

用事实说话，通过你的采访挖掘出的事实来表达你的观点，记者自己不要跳出来，不要在叙述事实时夹带评议，更不要在文章中做主观的总结。

每一句对事实的叙述都要有出处，忌捕风捉影，当然更不能有丝毫的杜撰。

平等体现矛盾双方的看法，让对立观点在文字的分配上权重平衡。你赞成他的观点不要锦上填花，不赞成他的观点也不要落井下石，让各方观点的精华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样，被采访对象或许不赞同你整个文章的立意，但会对你没有隐瞒或歪曲他的思想表示认可。这也是新闻减少诉讼的重要环节。

比如我去某市采访记者被害事件，该记者的家属非常希望我能为记者伸冤，采访却发现是记者的职业背景使记者被害的影响被放大了，在该案中，涉嫌雇凶杀记者的一方似乎也是受害方，因此我的文章没有落在为记者伸冤上，而是落在挖掘职业背景的作用上。文章发出后，记者的家属流露出失望，因为我没有象其他记者一样强调被害记者是职业被害，但他们对我文章的客观叙述表示了认可。而被一些媒体疑为雇凶杀人的一方（后被否定），也对我能唯一采访他们，听取和反映他们的说法表示感谢。

再如我采访“泼粪事件”的当事人，尽管我很不认同他的行为方式，但我觉得应该尊重他的思想。我到他的驻地很平等地和他做了两次长谈，我说我不会把你描述成民族英雄，但会用最强烈的质疑来挖掘你的思想，也会在写作时让你思想的精华得到体现。文章发出后，很多人攻击我替赵薇辩护，而我的当事人却对我的文章表示理解，因为把他想说的都表现出来了。听说也有人怀疑我的采访的真伪，他还两次主动打电话问我是否有麻烦，如有，他随时愿意为我作证。

5．在写作中，对于涉嫌人身攻击或未经核实与主题无关的揭人隐私的说法，或者一些粗口，不予转述

除非文章着重于观点的争辩，除非专家本身主动介入过该事件，在一般的事件报道中，尽量不把专家请出来说话。很多时候，记者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够分量，打电话给专家，把事实简述一遍，马上让专家发表看法。如果没有关注过该事件，匆忙中专家不可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看法，于是专家在很多时候成了点缀。其实，假如采访足够扎实，用事实来左右读者的评判比用专家来影响读者的评判更有力。


最后，我觉得记者应该审慎使用媒体提供给自己的话语权，注意到新闻的伤害问题。就我自己做记者的感觉来说，不是越来越驾轻就熟，而是越来越小心谨慎，越来越多禁忌，很多禁忌是我自己给自己所加的限制。比如当我意识到在我国目前冤假错案还很多的司法环境下，在法庭审理宣判之前发布的案件告破新闻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审判结果，并构成对嫌疑人的伤害时，我就要求自己，在不能直接采访到嫌疑人的情况下，不做单纯的案件侦破报道，不做以案件告破为基本事实的深度报道。

而且，我所理解的记者的正义感、记者的道德良心，不是体现在是否为民请愿、为民伸冤上，而是体现在不以自己的感情、好恶来左右采访，给所有的当事人以平等表达的机会，把采访到的事实公正地予以表述上。

　　　　



深度报道记者要具备的几个素质
刘峰

其实让我来讲课我觉得挺为难的，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擅长总结。一般我只是跟记者说具体选题的时候会具体地去说，所以让我坐这儿跟大家一二三四地讲，我觉得特为难。可能会给大家讲得非常杂，而且刘鹤也没有给我定一个主题，这样的话可能讲得又更泛了。所以大家多多原谅。

但是之所以答应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集体，大家现在叫专题部，在我的概念里它一直叫“新闻周刊”或“老周刊”，一直觉得这个集体特别好，而且这是我到北京青年报来，最早进的部门，在这儿呆的时间也最长，可以说是度过了上个世纪末。这个部门应该说给了我很多厚爱，我在这儿也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有义务把我学到的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非常“高兴”地得知刘鹤要去总编室值夜班了，这也鼓励我今天过来，因为我觉得那边的工作压力也会非常大的，如果大家通过这样的培训能够有些收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帮他减轻了一些压力。

当然，因为没什么主题，随便说，所以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以其他各位讲的为准。

今天上午刘鹤让刘虹给我拿过来近期的报纸我看了看，就是咱们的三个刊，我总的觉得是挺棒的，可读性非常强，可以看得出来大家跑得也挺辛苦的，回来的活儿应该是说还比较细。但是给我的一个整体感觉，是总的看下来我们会觉得在新闻选题的方向和新闻的题材上，过于单纯、单一。我们看到很多类似于新闻特写、新闻故事这样的东西。而在选题方面，也比较集中在社会新闻上。我觉得这可能跟北青报整个部门分工有一定的关系，它给专题部、给深度报道的职责和分工是不是就提出了这样的导向。对于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所以我强调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还要说这个问题呢？我是希望大家如果真想做一个职业的记者，可能需要大家有意识自己努力的去尝试不同题材和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报道，这样从长期看对于你自己的成长有利。而且在这些不同尝试中，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无论你做记者、做版面编辑，可能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有一种灵魂的东西，就像做人一样有性格，要让你的读者有一种期待，对你的报道。

像《青年时讯》，这张报纸可能一般，但是它的广告词有一句话说得挺好的：“新闻就这么多，看看时讯怎么说”。虽然它说得不怎么样，但是它提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值得提倡的。因为原来我在周刊呆过很长时间，后来也在总编室呆过一段，去年开始做英文周报，身份更客观和从容，所谓“旁观者清”吧。有时候感觉咱们的报纸新闻非常多，但是给人感觉是比较杂，就是觉得北青翻着很热闹，包括版面也很花哨，但是有时候的热闹是有内容、有东西的，但有时候的热闹就仅仅是热闹。所以我觉得做一张报纸，包括做一个记者，可能在你初期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热闹，需要比较多的这种量吧。但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可能你需要确定自己的这种所谓的“魂”，叫灵魂也好，说自己的个性也好。我觉得可能这个是需要大家在一开始就把这个想法确立下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北京晚报》。《北京晚报》曾经是一张非常市民的报纸，非常老年化的报纸。后来肖培过去以后，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是达到了一种高峰。偶然拿出它的一期报纸你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即便是它的热线版，它也跟其它报的是不一样的。它也有一些鸡零狗碎的热线，但是放在非常后的一个版面，而前面的热线版面，实际上开辟成一个“现场”版。而“现场”所选择的读者打来的热线，不是普通百姓的那种，不是比较低层次的那些东西，而是白领的新动向这类的东西。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性格”或者“灵魂”这种东西非常地重要，它通过每一条消息、甚至每一个标题的制作来体现。我觉得现在肖培走了以后，你会发现晚报有些东西在流失，在涣散下去。这是让人非常遗憾的。

对大家来说，我觉得有这么一种理念可能会更好，因为它会渗透到你具体的每一步操作当中，甚至包括选题的选择。比如按通常北青非常多的一种操作模式，只要是热点新闻我就上去扑，不管扑成什么样吧，不管扑出个什么态度来，只要是热点新闻我肯定做。我觉得，可能报纸崛起的初期需要这样做，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有些东西是需要舍弃的。如果你做到了一定的“份儿”，或者一定的程度上，可能你对某些事儿一字不提，根本不报它，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因为有时候，你非要去说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反倒适得其反。有的新闻很热闹很轰动，但是在我们看来它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你可能做不出什么新的意义来、新的东西来，那我们可能选择要放弃。实际上是为了维持，或者说打造你和你的报社的这种性格，或者灵魂。

当然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了。我先跟大家交流一下。而且我觉得各人有各人的看，大家将来也会有自己的体会。也许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也不这么想了。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这种想法。作为一个记者最初需要确立自己的目标，就是说你应该是做一个有灵魂、有性格的记者。因为新闻就是易碎品，如果你自己再没有这种魂的东西的话，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非常倦。所以我觉得先确立这一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说一些基本的东西，按我的体会，我觉得应该是记者的基本素养：

质疑的精神。就是探究真相。我翻了一下报纸，觉得咱们有很多稿子做得挺好的，比如哈佛女孩，还有北大王斌斌，刚开始说他抄袭的时候，丁峰就一直跑到他家楼底下去堵他，当然还有“郑直报道”。因为是“周刊报道”或者叫“深度报道”，经常会碰到所谓做第二落点。我觉得在做第二落点的时候，最重要的，你除了要找到一个非常精到或者非常高妙的切入选题的这个第二落点之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核实你的第一落点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你做第二落点的基础。

比如说前一阵儿新华社发过一篇稿子，在某一段时间内集中地出现了几个厂长和经理都被人杀害的事件。新华社为此做了一篇报道，还得出一个结论“社会需要关注一些弱势群体”，这个课题非常新鲜，而且在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弱势群体”，这个概念非常热。很多媒体都转载了这篇稿子，如果我是当时的值班编辑，我也会认为新华社能够发这么一篇类似曝光、类似焦点访谈的稿子应该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做得非常细，还提炼出了一个新的点──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但是后来我看到中新社的《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就去调查这个

东西，他们刊首语写了两个字──“真相”。说他们志在独立和真相。他们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发现，这3个厂长经理的被杀，除了一个勉强可以跟新华社后来得出的那个结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导致了他们长期内心情绪的这种积压，以致于他们走上这条绝路”挂上钩以外，其他两人根本跟结论扯不上什么关系。像新华这种国家级通讯社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它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背景会比较复杂比较特殊，因为新华经常会事先得到一些中央的宣传要求，比如“下一阶段要重点宣传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他们可能在这个大主题之下找到了一些新鲜的素材，我们用这样的素材来说明这个主题，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附会”，因为“附会”它可能就会出现错误。）那么在这媒体和资讯都泛滥成灾的年代，真相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所以我们在做深度报道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核实第一落点的真实性，唐突推出后续报道，事后你回过头重新看，一旦你知道了真相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脸红，至少成为你新闻从业史上的一个污点。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刘永好10亿元打造桂林山水”。我也是让我们英文周刊的记者去做，我当时给她提的唯一的一点要求是，我说：“你要做这个题，你只有拿到协议，就是刘永好跟桂林哪怕是草签的协议的具体内容，你才能决定做不做。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协议，我们不做这个选题。”因为不管是后面的那个论点多么地高，包括“法制周刊”做的非常有影响的“谁能买走桂林山水”，这样的一篇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做得非常好、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的报道，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完这篇稿子，你会发现它关于协议的整个内容，仍然是照抄第一篇报道的内容。我们在做这样的稿件的时候，你最后的论点虽然可能非常漂亮，第二落点做得非常好，但是第一落点你是不扎实的，别人当初签的协议可能根本没有涉及到“买卖桂林山水”这个问题的话，那你所有事后的结论都是错，在某种程度上，你的高明、你的漂亮最后变成一种可笑。

所以这种东西，我是觉得大家在做这个深度报道，因为它块头比较大，加之现在北青的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在这儿摆着呢，所以别说做深度报道，即使是一般的消息，影响可能都会非常大，所以报道出来的话就真是那句话“覆水难收”，你要做得不好的话，或者某种程度上是失实的话，真是你想拽都拽不回来了。

实际上当时在小消息的比较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同一天单发这条消息的时候，北青做得不如《京华时报》。《京华时报》的记者他至少打了一个电话给阳朔县委，问有没有签这个协议，所以在当天见报的这个消息里面，《京华时报》的标题是刘永好没有签成这个协议，北青的就还是《刘永好买走了桂林山水》。一个电话核实，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出来的结果最后会差得很远。

所以，我就觉得事实和真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我说的这种质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客观地去探问一些事实，不是说“较劲”——非要跟人家说的不一样才是事实，要的是客观、真实。

刚做记者还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重视积累。我觉得所谓的深度报道，一方面可能是你事实探究得比较深入，你做得比较细，细节比较充实，还有一种是，可能你的立意本身是有深度的。这种立意的深度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积累。积累有几种含义，包括知识的积累，这个无论你从事哪一行可能都需要。但是新闻的积累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包括新闻的一些素材，包括一些新闻事件你可能都需要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笔记本里，在你的文件夹里，或者“我的文档”里。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互联网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我就是剪报纸。当时我做财经记者，跑金融的，我就把金融方面的报道我看见的、觉得做得比较好的，我都铰下来，铰得非常费劲，贴在本上。有时候铰下来最后因为多了也没去整理，但是这种铰的过程本身就是记忆。这个办法很笨，但我到今天还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虽然互联网、网络链接、查寻什么的，你会搜到很多信息，但其实这种信息的摘编是一种机械化的，就是它不是经过你人为的、主观的这搜集。主观搜集的好处在于你自己可以强化记忆，事后可以迅速想到这个事情，而不用非要电脑提示之下。另外一点就是那种机械的搜集、整理，它可能遗漏一些东西，它不是按最好的原则去整理，它只要这里面有这两个关键字它都会给你收进来，但堆砌中很大程度上没有高下的选择。

我看咱们那个版面经常也会配一些资料，整体感觉实际上就是链接，现在经常用这个词儿，但这种链接，实际上就是一种堆积，不是一种有背景有总结的东西。主观地积累的好处还在于，你积累到一定程度，本身就能发现一些选题。就是由于你的积累，你能在一个大背景下去看问题，就比如一件事儿出来，即便你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你做得非常好，细节、事实挖掘得足够深入，采访足够到位的话，你这篇稿子会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老记者，他曾经经历过一次与这个同样的事情，他能够非常轻易地就击败你，他会告诉你，这件事跟上次有什么不同，而实际上这种不同恰恰可能是最大的新闻。而你可能因为根本不知道那件事，或者说不了解那件事，在做稿子的时候你可能非常轻易地就忽略了那些恰恰是跟上次不同的信息，而那些不同可能正是我们新闻最大的亮点。

所以做记者如果加强这种积累，可能更有助于你准确地把握事实。而且你会有一种眼光是发展的，就是，我不是静止地、孤立地看待这一件事情。

还有我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提炼和归纳，就是你在做一个选题的时候要“找点”。这篇稿子你做什么点，找什么样的点来做，我觉得如果没有前面说的积累的话，你事实上做你的新闻价值的总结和判断有时候会发生偏差，你得不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总结。也就是咱们刚才前面说到，我做一个新闻，我要问问自己，我做它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做了很多很热门的报道，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它做出来有什么意义。

提炼是可以不在字里行间来表现的，因为记者应该是做调查者，他是做客观报道，但是理念性的东西有的时候更多地需要我们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当然有的时候是需要在标题中提炼出来，但是我觉得不管写不写出来这句话，但在你写稿的时候，心里要有这句话，要有这个谱儿。


刚才随便翻了几本杂志，看关于6C和中国DVD争专利权的事情，很多媒体就在这种层面上，就是说那天是大限，大限来了他们将会怎么样。但《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做的是《专利权剿杀中国企业》，说中国企业更多是在这种专利权上的一种无知，才导致了他们的这种紧张。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大限，6C对于中国企业要按知识产权的法律来讲，根本无权向中国企业发出这样的通牒。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如果能象这样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的话，可能会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就不会怕跟别人的选题撞了。写新闻、看问题养成自己的眼光、思维模式的话，你就不怕跟人撞选题，因为你的报道立意是完全不同层面的东西。

包括这次“浙江表姐”那个案子一样，大家都在追踪这个事实，我觉得追踪事实本身无可厚非，这是应该的，必备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之上你应该拎出一点来，我看有一个杂志它做的是“腐败托儿”——“腐败的新掩体”，它说反腐在逐步深入，很多人已经不会直接接受陌生人的贿赂，这时候需要有中间人来，腐败掮客来完成他们的行贿和受贿。这个结论就非常有意思，它把你报道的深度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它已经不再局限于在事实层面上的东西，做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篇稿子。就是即便前面的某一天已经做了一个整版了，都无所谓了，人们对深度报道的期待可能恰恰在于这些东西上。就是你提炼出新的东西，帮助他们读新闻，或者说看到新闻的另一面。

还有一个就是，像沙尘暴那天，大家都报得特别多，但我看《经济半小时》它算了一笔帐，所谓天气的商机，它还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说在日本，大概有多少企业的产值是通过气象的这个预报创造的，而这个产值在中国仍然是零。如果挖掘到这样的新闻的话，那即便事实层面跟别人没有区别，但最后你能给出这样的亮点的话，你还是高人一筹的报道。

还有像温州前一段儿打火机厂商去欧盟游说的报道。我让我们一个记者去做，回来记者就说这个情况是怎么着，而且采访对象抱怨政府不介入。后来我的看法就是，我说为什么让你做这个题，唯一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中国的民间姿态第一次出现在国际的贸易磨擦当中，你整个的主题，包括你的采访应该围绕这个东西去做，你不用在这篇文章里再给我指责政府怎么怎么着，好像没有帮他们，没有及时通打火机厂商或者什么样的。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不是我们这篇文章里所要探讨的。需要在这篇文章里力推的是所谓“民间姿态出现在国际贸易磨擦之中”这一点。

还有一点可能跟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因为做了一年的英文报，虽然本人的英文水平比较差，没有办法，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英文报。我发现除了学到一些英语，还学到了做新闻的一些东西。可能可以跟大家一块儿说说。

有一点非常有感慨的就是，去年北京大运会的时候我们做过16天的大运村报，就是大运村里发行的面对外国运动员的报纸。当时我们请了一个外专过来，给我们做润色和修饰，把语言关，就是记者用英语写完稿以后交给他来润色成老外能够读得懂的英文。在这当中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的摄影记者在前方拍回很多非常漂亮的照片，拿过来我们也非常想在版面上用。平时我们用这种照片目的也很简单，因为大运会青春友谊和平这么一个主题嘛，这些照片也能体现青春漂亮这么一个主题。我们觉得拿过来用非常顺理成章。但是到了晚上开始写图说的时候遇到了问题，非常大的麻烦。我们的外专就说，你告诉我这个运动员是哪国的，几号，他叫什么名字，他参加的是哪场比赛，他最后的得分是多少。我们说你看那个中文报纸，它写小姑娘跳的绳操多漂亮啊，漂亮的弧线，　可能我们的标题就是这样的。就全是特别虚的概念。但他就不行，他就非要你具体内容，他说要不然我没法儿给你做这种润色，他说没有意义。后来最有意思的是逼得陈柏他们在现场拍片子的时候，实在记不下来，她们任务量也很大的，没办法，后来比赛开始了，她就先拍一张显示牌，下一个出场的该是谁，上面打着名字，英文的，第多少号。比赛的时候她再拍他的现场，比赛完了显示牌上会有得分，她再拍一张。她等于拍了一个新闻故事，所以你最后拿着照片你就能把图说给写出来了。

后来我就觉得非常有启发。有人开得比较恶毒的一个玩笑说，北青发的照片经常是，一个老头儿指着一个地方说：“这就是天下掉馅饼的地方”。就是固定的姿势和摆拍的那个方式，就是类似这样的照片，我们常常用。而我觉得外专对细节的关注，实际上是他们有一个一脉相承的新闻理念，从细节开始做起，让人认可新闻是真实的。有一个外专跟我们聊，他说北青报非常好。我说好在哪？他给我的一个理由我非常吃惊，他说北京青年报是他看到的第一份能把一个普通人的名字说得非常完整的中国报纸。他说我在别的中国报纸上看到的都是李大妈、张大爷，而在北京青年报上说的是张淑英这样的名字。他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还有几个例子就是，全国铁路价格听证会那次，一个记者做了一篇稿子，她那个稿子应该说做得很不错，一个打工仔，参加全国听证会的代表，他曾经参加过广东的价格听证会，我们做那个选题就主要以他的经历，写的是“肖的5分钟”，他发言5分钟。我们的记者做完这篇稿子后出差了。导语中记者写到肖晓松从听证会上回来后，他觉得没有充分阐述他搜集来的那些意见，因为5分钟太短了，所以他懊恼得在屋里抽了5支烟。这是我们做的导语。按我的理解，这个导语应该说做得很漂亮。但外专打电话给出差的记者，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觉得她可能差点儿晕过去：“能告诉我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香烟吗？”记者是一个女同志，她一愣：“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外专说：“重要，非常重要。”她说：“那好，我再给肖晓松打电话。”后来追出来香烟是中南海的。

实际上这种细节，他抽的什么牌子的香烟，可能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人物他的身份，他的那种生存状态，他的这种习惯，或者他的爱好。所以大家在做这种深度报道，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层面上的报道，这种细节的搜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前一段有一条社会新闻，宝洁的一个老外高级白领，回京顺路他的别墅的时候，在路上看见躺着一个老头，他救了这个老人。记者写得也特别细，包括他这个车已经开过去了，又退回来，司机还问他：“你真的要退回去吗？”，当时的对话，包括当时天气已暗，都注意得非常好。但写完之后，老外还是给她提了一个问题：那老人他住哪儿？他住哪个村儿，门牌号是多少？我们那个记者就非常愤怒，她来找我：“主任你说这个东西，它有必要说吗？上哪儿问去呀？”我说：“你问去吧，我觉得有必要。”这实际上就是进一步让人觉得你写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如果你这个细节添进去的话。你的这种细节越多的话，新闻的真实性越饱满，实际是这样一个成正比的关系。

所以对这种细节的关注，我觉得老外他们可能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在做中国报纸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这种细节，包括，可能新闻的主角是谁，那么我们容易忽略那个配角，配角他具体的地址、具体的情况、具体的状态我们可能忽略。

所以跟老外的这种交流我有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能够给你从另外一方面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而且有可能对于大家做报道有好处。我记得咱们报纸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新闻很多不能够跟世界接轨，可能更多是因为语言。我倒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有这种新闻操作的模式和套路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些东西，可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恰恰是你做新闻的安身立命之本，最应该重视的东西。

硬、软导语之争

西方新闻学中的硬新闻(hard news)是一种强调时间性和重大性的动态消息。
在文体上，硬新闻的典型标志是倒金字塔方式，一般采用概括式导语，又称硬导语，它要求开门见山，一语中的。然而，这种写作方式自上个世纪初起便面临着激烈的挑战。一些记者认为“倒金字塔”风格使所有的故事看起来千篇一律；而按顺序描写的软导语比较自然，其文学化的风格亦有助于报纸同电视竞争。反对派指责说，软导语太冗长，太文学化，不能突出新闻事实，而单纯、直率的概括式导语更适合硬新闻。编辑们说，他们既不希望记者以概括式导语开始每一条新闻，也不希望软导语的延缓部分长得令人痛苦——有时翻过页去还未见主要事实。
当硬、软导语的争论发展到1970年代时，一名美国记者预言：“那种老式的倒金字塔方式的新闻报道正在消失。我们再也不需要把最好的材料都放在顶部，然后按照逐渐递减的程序排列材料了。”
一个世纪以来，硬新闻导语写作风格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直到目前为止，概括式导语仍在报纸上占据统领地位。1990年代末期的西方主流新闻教科书依然讨论着传统的硬导语写作规则，它们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本文展示的硬新闻导语写作的10大要旨乃英语新闻中普遍认同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有的已在中国报界风行，有的则无法与中文语境兼容，将它们拿出来做系统的讨论，是希望对当前的媒体报道改革有所启发和推动。

细查10大要义

1.导语要尽量以主句开头
主流英语新闻教科书大都认为，硬新闻导语要以最快速度道出最重要的事实，以主句开头可一语中的，而以从句开头的句子会造成事实延宕。请看下面一例：
A根据政府今天开始实施的严厉的移民法，非法移民将被强行驱逐。(从句开头)
B非法移民将被强行驱逐，政府今天开始实施严厉的移民法。(主句开头)
B句以主句开头，主要事实“非法移民面临强行驱逐”先声夺人，辅之以事实发生的条件从句“根据政府今天开始实施的严厉的移民法”。观照原文
英语能更清楚地彰显这一点：
Illegal immigrants face mendatorydeportation under tongh immigrationlaws that come into force today.
不过，在中国人看来，B句似乎比较拗口，而A句似乎更适合中文的表述习惯。在中文语境里，下面这种句法结构更为普遍：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说，截至4月21日，全世界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发现非典型肺炎疫情……
这条消息以条件句(状语)开头，主句紧随其后。许多中文的消息导语都是这种情况。看来，第1条要义虽有指导性，但与中文语境中不一定兼容，要视情况而定。
一般来说，为了突出事实，硬新闻导语开头要避免以直接引语开头，因为这样往往会延缓报道，比如下面一例：
“如果我在街上遇到霍克先生，我将不会与他握手”，在总理今天宣布提高销售税后，一位杂货铺老板说。
修改后的导语：
在总理今天宣布提高销售税后，一位杂货铺老板表示，假如在街上遇到霍克总理，她不会与他握手。

2.导语要尽量以主动语态和直陈句开头
A悉尼天被国际奥委会批准主办2000年奥运会。
B国际奥委会今天批准悉尼主办2000年奥运会。
在英文消息导语中，B例的主动语态是得到提倡的，因为它更直截了当。然而，在某些中文语境下，由于中文“把”字句的特点，被动语态在导语中的使用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
A一名纵火犯今晨被警方抓获。(被动语态)
B警方今晨抓获一名纵火犯。(主动语态)
上述两例各有千秋。所以第2条要义似不能一概而论。
以直陈主动句开头的导语往往使事实更为清晰，试比较两例：
A65岁以上的美国人称，社会犯罪并非是他们最大的担忧，两名社会学家今天报告说。
B65岁以上的美国人称，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健康和贫穷，两名社会学家今天报告说。
在A例中，“社会犯罪”并非是"65岁以上的美国人最大的担忧”，但到底什么是“最大的担忧”并没有马上说出来。在强调趣味性的软新闻中，这种吊胃口的导语可能比较吸引人，但在硬导语中，要避免兜圈子而延宕主要事实，B例的导语显然更为直截了当。

3.导语既要短粹，又不能失去重大事实和生动的细节
为保持精悍，在英语消息中，一般要求导语不超过25个单字。但这种短粹不是为短而短、不是以丧失生动、重大的信息为代价的。试看下面两个例子：
A禁卖乔治河牡蛎的通令被延长了一周。
B州政府决定将禁卖乔治河牡蛎的通令延长7天，尽管该行业的代表宣称许多牡蛎商正面临破产。
A句短则短矣，但丢失了很多重要信息，甚至丢失了信源；B句虽长了一倍，但信息含量大，细节亦清晰。

4.导语中出现的意见、批评、指责、威胁、预见、警告、建议、信仰、呼吁等应立即归属于新闻来源
A澳大利亚的奶制品商一定要在数月内联合起来，否则就将失去国内外井然有序的市场。昨晚，澳大利亚牛奶商联合会主席派特．罗莱在南吉布思宣布了这一信息。
B全澳的奶制品商一定要尽快联合起来，否则将失去国内外奶制品井然有序的市场，澳大利亚牛奶商联合会主席昨晚说。
派特．罗莱主席昨晚对南吉布思的奶制品商阐述了这一严峻形势。他说……
在A例中，消息来源被放在了第2段，如果读者只浏览第1段，或版面编辑只保留第1段，就会令人产生错觉，以为导语中的预见是记者的看法，而在西方消息中，为了保持客观性，记者是尽量避免发议论的。
分析一下《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2日的一则消息：
我国将开展防治非典型肺炎药品和相关商品价格专项检查，以保障供应，维护市场稳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检查的主要内容是：所有防治非典型肺炎药品，包括…
新闻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被放在了第2段，与导语中的预见分离，虽然原因可能是新闻来源字数较多所致，但这种情况仍应避免。在消息导语中，对付复杂的新闻来源一般是先概括指明，后详细陈述。比如上例可以这样处理：
一名政府官员说，我国将开展防治非典型肺炎药品和相关商品价格专项检查，以保障供应，维护市场稳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检查的主要内容是：所有防治非典型肺炎药品，包括……
这样就能清楚地表明，将要发生的事件不是记者的预测。

5.客观描绘，避免明显的主观意见
在消息中，记者的任务是采集事实、传播事实而不是评论、解释和推行。要尽量避免用主观性较强的词汇，比如：“警觉”、“英勇地”、“才思敏捷”、 “有趣”……一类的词汇。
A交个朋友是值得的，那是伯明翰的克拉伦思和格拉瓦特悟出的人生哲理。
今天，一位退休牧师将他所有的房产——价值28万美元——送给了他的两个朋友——克拉伦思和格拉瓦特。
B一位退休牧师今天将他所有的房产——价值28万荚元——送给了他的两个朋友——克拉伦思和格拉瓦特。
A例中“交个朋友是值得的”概括是记者的总结，在消息导语中，记者这种明显的主观意见要减少到最低程度。B例只是描绘事实，没有画蛇添足，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职业消息写法。
再看一例：
A星期三午后的钓鱼之旅变成了一场悲剧。
B一名中年机械师周三在克雷尔湖钓鱼时从小船上失足落水淹死。
A例中使用的“悲剧”因为涉嫌带有记者主观色彩，在严格的英语消息写作中是不提倡的。B例纯属客观描绘事实，得到专业人士的郑重推荐。

6.使用以最快速度到达新闻点的句法结构，导语最好只是一个单句
消息导语的最佳结构为：主语+谓语+宾语，比如：
A1新南威尔士诗人罗伯特．格瑞赢得了今年32 000澳元的怀特文学奖金。
A2三分之一的雇主少给职工薪水，联邦行业关系部长皮特．库克议员昨天说。
新华社的消息大抵恪守西方消息写作的规矩，但有时仍会出现冗长的导语。下面一条是最近的一个实例：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己者胥金章)74岁的军队医学专家、解放军302医院原专家组成员姜素椿，以高度的责任感，奋不顾身投入非典防治工作；被感染患病后，又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在自己身上大胆实验，注射“非典”患者康复后的血清。经过治疗，目前已经康复的姜素椿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为攻克防治“非典”做贡献。
这条导语冗长、芜杂，使用了多重句式，以及大量主观性套话如“高度的责任感”“奋不顾身”“无私无畏”等，弱点是不言而喻的。

7.除了名人，避免在导语中给出人物的全名，以免太芜杂
如果报道对象不是名人，那么要尽量避免在导语中出现他们的名字，因为普通人没有轰动效应。他们的名字可以放到下面的段落中去，在导语中只突显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比如： 两名维多利亚警官昨天凌晨从一所失火的房屋中营救了两名儿童。
警官西蒙和格瑞格昨天在墨尔本弗兰克林大街巡逻，突然发现从附近的一个二层楼中飘出浓烟……
西蒙和格瑞格的名字在导语中并不重要，完全可以在导语中隐去。由于名人有较大的影响力，当他们成为报道对象时，名字应立即出现。比如：
总统布什在白宫观看电视转播橄榄球赛时突然晕倒并从沙发上跌落……据布什的保健医生称：经过检查表明布什健康状况良好。
此外，要避免在导语开始时给出太多的附加语(比如称谓、头衔)，它们不但枯燥，还会以枝蔓遮掩主要事实。
A在华盛顿地区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发言人NeilA斯楚特宣称上个月的国民生活费指数上升了2.83%。
修改后的例句将发言人的名字和会议地点统统放到第2段去说，导语只说最重要的事实：
B美国劳工统计局发言人今天说，全荚上个月的生活费指数上升了2.83%。
在华盛顿地区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发言人Neil A斯楚特宣称……
再看一例：
A在今天由国家教育协会举行的全国会议上，总督Ronald Harris哈瑞斯在发言中透露：国家准备将销售税提高一便士以用来改善国家的中学设施。
修改过的导语提炼了最重要的事实，将繁文缛节推到第2段中：
B总督准备将销售税提高一便士以用来改善国家的中学设施。
在今天由国家教育协会举行的全国会议上，总督Ronald Harris哈瑞 斯在发言中透露……

8.使用具有强烈色彩的富于动感的词汇
A今天，数千名东德难民进入西德。
B今天，数千名东德难民——欢呼着、欢笑着、哭泣着——涌进了西德。
显然，B例使用的一组词导语更为生动。
再看一例：
A大约300名愤怒的市民在本周二的校董会上说董事会提高20%的税收是不公平的。
改写后的例句：
B大约300名愤怒的市民在本周二冲进董事会，强烈要求董事会放弃提高20%的税收的计划。

9.在导语中强调反常因素
在新闻中，反常的东西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导语要想一鸣惊人就要苦下功夫。试看下面的导语：
一名61岁的老人今天用玩具手枪抢劫了一家银行。
修订后的导语：
一名61岁的老人今天说他用玩具手枪抢劫了一家银行——他甚至提前将时间和地点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因为他想在联邦监狱中度过他最美好的时光。
一个老人用玩具手枪抢银行，够奇特了，比这还奇特的是他甚至将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事先通知给官方，但更奇特的是老人的作案动机居然是要在狱中度过他人生的黄金岁月!为报道这些反常因素，记者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再看一例：
星期二上午，一家饭店被抢劫了62美元。
修订后的导语：
星期二上午，一位老妇用一把小刀抢走了一家饭店的62美元，她解释说，她需要钱给孙子孙女买圣诞礼物。
修订后的硬导语强调出人意料和富有人情味的细节描写，有较强的吸引力。

10.尽量使导语地方化和时新化
消息要考虑到新闻的接近性，一条新闻越有接近性，其新闻价值就越高。
以下是一则一般性的通稿式导语：
据联邦调查局今天报道，美国去年的暴力犯罪率上升了8.3%。
如果有媒体服务地区的具体限定，就要尽量使导语与当地构成密切联系。
地方化后的导语：
本市去年暴力犯罪率提高了5.4%，而联邦调查局今天说，全国去年暴力犯罪率上升了8.3%。
这条稿子以当地的暴力犯罪数字与全国的暴力犯罪数字相比较，实现了地方化，其新闻价值大为提高。再看一例：
一般性导语：一架飞机今天在东京机场南两英里外的地面坠落，83人丧生。
地方化后的导语：一架飞机今天在东京机场南两英里外的地面坠落，83人丧生，其中包括3名本地人。 尽量将时间拉近是另一种提高新闻价值、使导语保持新鲜的方法。
昨天，两名劫持者抢劫了主街1841号第一国民银行的20000美元，他们还击伤一名警官。
如果其他媒体已经发了消息，那又如何出新?方法之一是对报道对象进行最新观照，将时间拉近。在下例中，由于不愿重复已知新闻，记者将导语作了时新化的处理：
在银行抢劫案中胸部中弹的警官目前正在医院抢救，生命垂危。
两名劫持者昨天抢劫了第一国民银行的20000美元，并击伤一名警官。

结论
显然，西方主流新闻学有关硬新闻导语的写作原则大都得到了中国同行的认同。由于英语和中文各自的语言表述特点，西方的某些原则或与中文语境不兼容，或需加以调整才能适用。廓清中西导语写作原则之间的兼容与矛盾无疑会对国内新闻报道的职化发展有所裨益。

一张报纸，一个灵魂

——《南方周末》站在一个新的平台

南方周末新闻部 伍小峰


　　我们每一个来到《南方周末》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怀着理想来的。

　　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因为我们有种期待，我们相信这里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比如我们隐于新闻背后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启蒙思想，正义、良知、理性和爱心。这永远是我们要坚守的底线。我们相信，如果这个底线都保不住，即使她能苟活着，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南方周末》了。

　　《南方周末》在中国的媒体中，首先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媒体，一份有良知的、说真话的报纸，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相对于目前因浮躁而备受诟病的大众媒体而言，这是最稀缺的资源。相比而言，《知音》或者《家庭》有好看的情感故事，《读书》或者《天涯》有尖锐的文人思想，但用现代新闻的操作方式，呼吁法治和公正、张扬人性和良知、关心弱势群体，仍然是我们在上千种报刊中凸显出来的最重要原因。这已经在广大读者心中形成了期望值。

　　这种精神气，要渗入我们每个记者编辑的心中，才能体现在报道中。我们万不可因久在其中，如豆腐坊的师傅不爱吃豆腐一样，反而淡漠了这一点。

　　一种错觉是，《南方周末》的正义和良知好像是这个报纸的固有品质。我不这么看，品牌是需要更大力气去维护和加深的。以前我们做了，铸就了这个品牌；但如果现在不做什么了，读者说我们“没有人味”了，这个品牌怎么还能天然地延续下去？

　　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新闻部曾为一篇《收容所里被强奸的女性》的稿子被耽搁而痛心不已。那题材因编辑的犹豫和记者的疏忽，而没在本报首先刊发，却被《中国青年报》炒成全国性的大新闻。在心痛之余，当时的张平写了一篇编务文章，沉痛反思我们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心是不是已经麻木？是不是在张扬理性的同时，变得“人味”不足？我们是不是因为老接触各种恶性事件，“胃口”吊高后，就失去判断和怜悯？

　　今年，我们发了一篇观察写真《他们的儿童节》，在所有媒体都渲染城市孩子如何娇气滴滴花样翻新地过儿童节时，这组报道关注了贵阳的小报童们如何在卖报中度过这一天，关注了湖南一个因贫困，23岁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姑娘如何在尴尬中度过这一天。这些人，从来没有媒体为他们付出版面，但却是《南方周末》不能遗漏的关注人群。

　　平民视角，不是简单的报道技术手段的问题，更是一个我们报道的初衷和去向，是一个根目录上的东西。

　　一张报纸，是一个灵魂。报纸除了商品的特性外，精神气是很重要的。不少报纸也想模仿《南方周末》，也搞批评报道，也搞深度报道，但还是缺了那股精神气，缺了公信力。

　　我们要警惕这种气质远离我们而去。

　　●我们的定位

　　本报的定位是严肃新闻周报，这就决定了新闻版块的定位是：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萌芽和变迁，关注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喜故事，关注在这样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况，《南方周末》希望成为这些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和评说者。

　　我们要关注社会保障、关注基础教育、关注社会安全、关注市政建设……在这些政府也在着力解决的难题前面，我们应该有很大的空间。在对上述题材的具体操作中，我们将用现代新闻的报道方式，用我们独有的报道视角，反映出来。

　　对读者群来说，它是给受过初等教育、而且关心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人看的。他们想真实、完整而且充满阅读快感地看到中国和世界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告诉他，最好的选择是看《南方周末》。党报或者都市报到处有，但你从那里看不到这些东西。

　　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是，新闻版块将不再沿袭过去单纯靠揭露性报道打天下的老路，就是我们将以一种内涵更成熟、形式更现代的面孔出现。从气质上讲，他好像一个正直而愤怒的青年随着阅历的增长，在向成熟的中年人过度，他将更具理性、更从容，因此也更具吸引力。

　　●我们的新闻构成

　　我们的新闻由哪几种类型构成？粗分，大概有4种。

　　第一类：深入地报道最新发生的、有重大新闻价值的、符合《南方周末》理念的重大新闻事件。(注意：这里共有3个要素需要满足)

　　这种报道的基本要求是，采访更加踏实细致、语言更加生动翔实、角度独特犀利、更接近新闻事实的核心所在。有的可以及时用专家评点、链接、权威部门解释来增加报道的深度和广度。由于这类题材往往是数家媒体同时报道，我们的原则是：不求最快，但务求最好。

　　这类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份新闻周报必须关注、必须做大、必须做好的题材。如果《南方周末》失去对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参与、发言的优势，就会缩小影响。打个比方，某个重大事件发生时，舆论就像一个广场，很多媒体都在敲锣，招徕路人来听演讲。我们等于和数个讲客同台竞争，看谁的锣敲得响、说得有道理，让人信服。以后让人形成心理定势，一到这个时候，都期待着《南方周末》在敲什么锣、说什么话。

　　第二类：开掘我们独特的报道对象，体现我们独特的报道视角。

　　独家新闻，永远是新闻媒体梦寐以求的目标。我们要不惜代价，来挖掘我们独特的题材。面对繁复的社会事件，《南方周末》的报道将像“探照灯”一样，聚焦于我们认为有价值、有品位的新闻事件上。

　　还是打那个比方，在舆论广场一片嘈杂，我们突然敲起锣来，开讲一个别人没听过的题材。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要让锣敲得更响一点--就是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把新闻形式包装得更好，更要求我们把这个题材讲得有声有色--新闻事件的表述更加流畅、亲和。而且最好的效果是，让别的媒体跟着我们敲锣。

　　第三类：就是对重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革做成扫描式的、宏观和有高度感的“大部头”作品。题材绝对重大而新颖，深深切入国计民生的“关键点”。这种题材重大而有力度，能够提升本报的品位和深度。但不足是，它能满足关心社会进步的高知人士，但可能不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要求。这类题材，频率和篇幅不能太多，但一旦采用，就要用足、用好。

　　还打那个比喻，我们在舆论广场上用几个版面搭了个展览会，在这里摆放更有品位、更有教育意义的展品，有一些人进去了，看了后赞叹不已；但很多人不会进去，因为觉得台阶高看不懂，但仰着头看看，隐隐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别的媒体搞不来这个东东。

　　第四类：我们独创的品味小品。

　　我们直击人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用我们自己独创的，有灵气的报道，来体现我们的价值取向，呼唤一些东西。比如，我们在舆论广场的一个僻静角落坐下来，远离喧嚣，气定神闲地拉一段很优美的二胡，拿一根羽毛悄悄撩动人的心灵，不一会，就会来一堆人来静静地听，还会有人落泪。

　　这四类题材，都是我们报纸所必须的，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但有两点规则必须遵守：第一点是比例，一期报纸中，各类新闻题材要软硬适宜，像做一道好菜一样，荤素搭配，太碎，或者太沉闷，都是败笔；第二点是质量标准，力求每种报道都是最高质量的，符合标准了，才出炉，题材创新，不应该以妥协质量为代价。

　　●题材的界定

　　《南方周末》选择新闻题材有双重标准：其一，符合“新闻”自身的标准，这是一个朴素得、必需的标准；其二，符合是周末自己的理念。

　　社会新闻的题材将进一步扩展，大概举出几大类领域：

　　政府的决策行为对个人命运(或某一群体)的影响。有的题目敏感，但以法律为准绳监督政府行为是媒体应该负起的责任，里面衍生出无尽的题材，但最好还是要给出出路。

　　社会道德和法治的冲突。这里有无数悲喜故事可细细道来。

　　官场现形记和运行规律。不能放弃的吸引眼球的好题材。

　　企业和政府关系以及投资环境。官场、人心、利益格局，各种怪事与乐事的集中。

　　城市人群生存状况。与就业、保障、城建、心态相关的事件。

　　农村人群生存状况。村民选举、农民负担、宗族以及观念引发的冲突事件。

　　环保。读者关注度最大的题目，以及因此引发的事件。

　　政府改革。进一步做下去，从巧妙的小角度入手，反而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上不能一一列举，但一个原则是：不流于浮浅或庸俗，必须在有相当背景和足够典型性的题材下，进行足够职业的操作。

　　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8年下半年所做的一次北京地区受众调查

　　媒介的传播必须是“重要的”、“丰富的”、“知识含量大的”、“有见地的”和“实用的”。

　　调查以报纸为例，列举了可能成为报纸“必读性”构成成分的十五个因素，请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考虑其自费购买或订阅一张报纸时所最看重的因素。

　　调查结果表明，作为一张读者愿意自己掏钱去订、去买的报纸，它首先应该是“报道紧扣社会关注的热点”的(占49%)，其次应该是“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的(占46%)，“知识含量大，有保存价值”的(占37%)，“目光敏锐，见解独到”的(占35%)以及“贴近生活，实用性强”的(占34%)。这便是广大读者在自费购买或订阅一张报纸时最看重的五个基本因素。

　　此外，作为读者对具有“必读性”报纸的次一级的要求还有：它应该是“独特的”(32%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常有令人感兴趣的独家新闻”)、“及时的”(31%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报道迅速，时效性强”)、“好看的”(29%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有品味的”(29%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有较高的品味和档次”)以及“可信的”(26%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公正客观，可信度高”)

　　●事实的力量

　　《南方周末》是一张新闻纸，“新闻”的主要定义是“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她在本质上，要与“社科类论丛”或者“政经类期刊”区分开来。

　　新闻就是新闻，新闻有自己本质的和朴素的规律。事实的力量最能震撼人。新闻从哪里来，不是从故纸堆中来，也不是从玄想中来，是从深入扎实的采访中来。包括新的事实和新的见解。坐而论道不是在做新闻。在事实和理论上选择，我们当然选择事实。

　　普通读者不喜欢听“说教”，他们很实际地看这期报纸“有没有新闻”，或者是“有没有好看的新闻故事”。我们谈新闻报道的创新，不是对《南方周末》传统题材的摒弃，而是用更新的视角，用更好的文本，让我们的“新闻故事”意境更悠远、内涵更浑厚、形式更优化。

　　当然，这是个辛苦的过程，我们必须承认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举个例子，对一次改革的成败，你可以找个专家点评，可以弄得条理清楚，也可谈出点精彩的东西来，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你找出这次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和旁观者共10人，从不同角度，用鲜活的例子说明，当然是辛苦的。但两种方式，体现在文章中，读者就得出完全两样的感受。

　　记得有一次，一个记者在采访后期，打来电话说，太累了，实在不想再追下去了，干脆找个专家来评点评点，“理论上补充一下”算了。当时我就说，这不是《南方周末》记者的口气。你必须到实地拿出第一手的材料来，这是你的本分。

　　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堆砌事实，却没有透彻的思想。《南方周末》的事实报道绝对不是茫然的。它是“冰山上露出水面的一部分”，一个好的新闻报道是在有思考背景的、有透彻想法的前提下，通过新闻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报道要蕴涵一种启示性的精神内核，故事肯定要好看的，但不是无聊的猎奇，而是传递一点让人思考的东西，让读者看了后觉得脑子里有东西被触动了。

　　报道要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萌芽、变化保持充分的好奇心和敏感度，要选取适当的角度关注和阐释他们，看了后觉得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性。

　　报道要对一个值得关注的状态进行惟妙惟肖的刻画，人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但现在这个东西就像摆在他面前一样，栩栩如生，叩动他的心弦。

　　在多数报道中，我们将尽量“以小见大”，通过对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命运的刻画，反映重大的社会背景，而不是直接将社会现象和社会变革做成评论式的稿子。相比之下，典型事件更好看，更易于理解，更让人记住。在编辑手段上，可以及时用言论、专家评点或者链接“权威部门解释”来增加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好文章不等于必读

　　在编辑或者记者中，有种冲动是把自己偏爱的领域的文章放在版面上，认为这是好文章，让别人读，要不然很可惜。这种想法当然值得嘉许，但还要回头想想，一篇好文章就是读者必读的内容吗？

　　这跟好文章的标准有关系，因为好的标准对不同的读者而言，就有不同的判断，这个判断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知识面的差异、不同的爱好、不同时期的兴趣、环境变化等因素而转变。

　　有人对媒体转播的内容，作了六个层次的划分：

　　第一层是与受众居住地关系密切的，符合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如：本地域新闻事件(对《南方周末》来说不适合)

　　第二层是与当地受众无关，但能引起国内受众共同关注的，如：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国内新闻事件；国家政策法规的解释性报道。

　　第三层是突发性造成危害性极大的，并具有悬念性质的内容，如：“9．11”恐怖事件、重大自然灾害等；

　　第四层是与受众居住地无关，但却能激发受众情感共振或诉求的内容，如：人性化报道、趣味性新闻等；

　　第五种是与受众居住地无关，但与受众娱乐性需求有关的，如：体育、娱乐、文化新闻等；

　　第六层是专业内容或者有精英趋向的新闻，如对国家政经走向的分析，或对某个专业领域的剖析等。

　　以上六个层次的内容，都有好文章，但未必都是所有读者必读的。其中有的可以成为小众“必读”，有的可以成为大众“必读”。而无论是大众的“必读”，还是小众的“必读”，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应该是：与读者有关的；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说，与多少读者有关，以及有多少读者感兴趣。

　　这个必读性，要具体细分到我们的读者群上面，这里有个比例问题。我们是一个大众媒体，与读者的关系度和感兴趣度，就是我们判断题材的最重要的杠杆。我们要按比例来安排不同读者层面的内容，难易都将有，但有一个相对的标准要弄清楚：一个题材，如果我们读者里有50%不感兴趣，那就不能说是个成功的报道；而如果只有20%的读者感兴趣，即使这20%的读者对这个报道非常满意，我们也不能拿到版面上。因为你抛弃了另外的80%的读者。

　　因此，我们选择和操作选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读者能否接受，必须考虑到选题的包装和亲和力。

　　●让我们的报道鲜活起来

　　在一段时间里，一种对《南方周末》的指责是“沉闷”。

　　具体分析，第一方面是题材问题，远离人们生活的“宏大叙事”多了，理智分析利益博弈的文章多了，平民视角的东西少了。

　　第二方面是时效问题，周报的深度报道需要时间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总体上，新闻核心部位的发生时间过于靠后，讲的是几个星期前，甚至是几个月前，几年前的东西。

　　第三方面是文本问题，有人反映我们的文本不如以前好看了，形式也陈旧，总是一大块文章，读起来累。

　　这些批评，我们要接受，要改进，要让我们的新闻报道鲜活起来。

　　首先，我们在题材的选择上，要控制比例，形成新闻事件为主，新闻述评为辅，同时加强新闻时评的速度和力度。

　　第二，要求我们的新闻编辑的目光更敏锐、触角伸得更长，迅速判断新闻价值、迅速派遣记者，并且有力督促记者及时出发、及时进入新闻现场、及时成稿件。编辑不能把选题扔给记者后就不管了。

　　最后，着重讲文本的问题。如何让我们有价值的新闻变得好看。这是个需要用大量篇幅来探讨的问题，这里只是提出几点，每一点，将有一些文本来详细说明。

　　1)细节的表现力

　　2)文气贯通和文章结构的优化

　　3)场面渲染

　　4)短句的运用

　　5)书信、录音、帐本、日记等记录性文件的运用

　　6)示意图和漫画的运用

　　7)长篇对话的运用

　　8)创新式文本的挖掘

　　●重视发行

　　我们反对“别太在乎发行量，《财经》发行那么少又怕什么？”的说法。

　　《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不用跌到那么少的时候，她就已经完了。她的巨大覆盖面，就是她生命延续的重要因素，就是其他任何周刊或周报不能企及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四川宜宾桥塌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有那么多陌生的读者热情地给我们提供线索、照片(李月群共接到当地20多个电话)，最后我们就是靠他们抢出了那篇文章。别的媒体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吗？当我们的发行量掉下来，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下降了，你能拿到《财经》那样的影响力吗？《南方周末》和《财经》、《三联生活周刊》根本就不是一种发展路子，盲目模范，隐患很大。

　　默多克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媒体的一种批评是：“报纸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媒体变得沉闷和自鸣得意”。大多数报纸为了吸引大广告赞助商，急于赢得高消费阶层读者的参与而鼓吹“精英新闻”，抛弃了原来的“蓝领工人”。默多克警告他们：“一家报纸如果不能使整个社会对它发生兴趣，它最终将成为精英基层的内部出版物。”

　　《南方周末》想成为精英阶层的内部出版物吗？显然不。

　　●发展和风险

　　必须承认的是，近一段时间来，我们处于一个空前逼仄的空间里。压力来自“上面”和同行。

　　一方面，我们的报道受到各种压力。

　　另一方面，我们的同行(指的是有较大传播能力的媒体)进步很快，他们的新闻操作方法和文本都有提高，和我们的差距在缩小中。况且，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树大招风”，操作空间反而我们大。

　　这是事实，我们必须正视，埋怨和牢骚是没用的，我们注定是要戴着锁镣跳舞，《南方周末》在近几年来，始终是在各种压力下一步步走出来的，我们的新闻理念本来就是在一个畸形的环境下艰难前行的，需要的是从石头下顽强生长的韧劲。只不过这次更严酷些，需要我们拿出更多的智慧来对付而已。

　　分析一下《南方周末》最近出现的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一个弱点，就是对现行政策不熟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因此我们要做两点：一是通过学习增加对政策的敏感度，庖丁解牛是因为熟悉牛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就是多交政界的朋友，在约稿中发现，其实很多政界官员是对《南方周末》是很有好感的。要积极联系，了解信息。

　　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我们已经无可路退，我们要把目光放长远，这里仍然是一个英雄心向往之的地方。

　　发展，是一个硬道理，我们只有不断前进、不断领跑，才能摆脱目前困境的羁绊。我们不能沉陷于我们不能做什么了，而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看我们能做什么，而且如何做得最好。

摘要：近年来，发行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每到征订旺季，“促销”“洗楼”“大客户公关”等花样层出不穷。但是，如何在扩大总发行量的基础上，提升受众质量，使可观的发行量带来同样可观的广告回报？很多报社在此存在误区。　查看全文

他们来到澡堂门口后，李兰又靠在墙上歇了一会儿，然后拉住李光头的手，要他不要走开，就在澡堂外面等着她。李光头点点头，看着母亲转身走了进了澡堂，李兰的步伐仿佛是垂暮老人似的迟缓，她的头发七年没有清洗了，她的头发倒是乌黑发亮。

　　李光头在澡堂外面不知道站了有多长时间，站得他先是腿酸，后来脚趾都酸痛起来了。李光头看着很多人从澡堂里满面红光地出来，他们的头发都还是湿淋淋的，有些人看见李光

头还不忘了叫他一声“小屁股”，也有出来的人叫他“屁股大王”。对叫他“小屁股”的人，李光头一付趾高气扬的模样，都懒得去看他们一眼；对叫他“屁股大王”的人，李光头是笑脸相迎，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三鲜面顾客，李光头是和气生财。

　　童铁匠也从澡堂里面走出来，看到李光头站在门口，叫了他一声“小王八蛋屁股”后，伸手指着澡堂，向他建议：

　　“去澡堂里偷看多好，屁股多得目不暇接……”

　　李光头鼻子里哼了一声，不屑地说：“你懂什么呀，屁股太多了你看得过来吗？你都不知道该看哪一个。”

　　说着他伸出五根手指，老练地教导童铁匠：“最多不能多过五个，最少不能少于两个。多过五个，你就看糊涂了；少于两个，只有一个，你看是看清楚了，记也记住了，就是没有了比较。”

　　童铁匠听后满脸的恍然大悟，似乎是崇拜地对李光头说：“你这小王八蛋屁股真是个人材，老子这辈子一定要请你吃一次三鲜面。”

　　李光头客气地摆摆手，然后纠正童铁匠的话：“叫我‘屁股大王’。”

　　童铁匠这次接受了李光头的纠正，他说：“你确实是个‘屁股大王’。”

　　我们刘镇的屁股大王李光头，在我们刘镇的澡堂门外站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他的母亲迟迟没有出来。李光头一会儿急得火冒三丈，一会儿又担心母亲在里面是不是晕倒了？三个小时过去后，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步履蹒跚地跟在几个年轻女子的后面走出了澡堂，李光头看着那几个年轻女子头发上滴着水，说说笑笑地走去，他没有注意那个步履蹒跚的女人正在走向自己，这个满头白发的女人走到李光头面前站住了，轻轻叫了一声：“李光头。”

　　李光头大吃一惊，他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他的母亲。刚才李兰进去时头发还是乌黑的，现在站在李光头面前时已是满头白发。为了纪念宋凡平，李兰八年没有洗头发，现在她一洗，洗掉了满头的黑发，洗出来了满头的白发。

　　李光头第一次觉得母亲老了，而且像一个奶奶那样的老了。李兰挽着李光头的手臂，吃力地往家中走去，路上遇到几个熟人，他们看见李兰时都是吃了一惊，他们的眼睛都凑到了近前，吃惊地说：

　　“李兰，你是李兰吗？”

　　李兰有气无力地点点头，有气无力地说：“是的，是我……”李兰回到家中，在镜子前仔细看了自己，她也被自己的突然苍老吓了一跳。然后她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她觉得自己住进了医院以后，可能出不来了。她已经洗掉了满头的酸臭味，她没有马上去医院，她在家里又住了几天。那几天她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桌前，忧心忡忡地看着李光头，不时叹息着对李光头说：

　　“你以后怎么办？”

　　李兰开始料理后事了，她最担心的就是李光头，她不知道自己死后儿子会怎么样？她总觉得儿子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好的命运，十四岁就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了，十八岁以后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些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她担心这个儿子今后有可能犯罪牢。

　　李兰决定去住院治病前，先把儿子的今后安顿好了。她把户口本抱在胸前，让李光头扶着她去了县里的民政局。可怜的李兰觉得自己是地主婆，又是小流氓李光头的母亲，她羞耻地低着头，战战兢兢地走进民政局的院子，又战战兢兢地向人打听：

　　“谁管孤儿的事？”

　　李光头扶着李兰走进了一个房间，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报纸。李光头一眼就认出了他，七年前就是他用板车把宋凡平的尸体从汽车站拉回他们家中。李光头记得他叫陶青，高兴地指着他说：

　　“是你啊，你是陶青。”

　　李兰扯了扯李光头的衣服，觉得儿子刚才那样说话太没有礼貌了，她点头哈腰地说：

　　“您是陶同志吧？”

　　陶青点点头，放下手里的报纸时仔细看了看李光头，好像记起李光头来了。李兰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她声音哆嗦着对他说：

　　“陶同志，我有事要问问你。”

　　陶青微笑地说：“进来问吧。”

　　李兰不安地低下头说：“我成份不好。”

　　陶青仍然微笑着，他说：“进来吧。”

　　说着陶青起身搬了一把椅子过去，让李兰坐下。李兰惶恐地走进了屋子，还是不敢在椅子上坐下来。陶青指着椅子说：

　　“坐下来再说。”

　　李兰迟疑了一会儿坐了下去，她恭恭敬敬地将户口本递给陶青，用手指着李光头，对他说：“他是我儿子，户口本上有他的名字。”

　　陶青翻着户口本说：“我看见了，你有什么事？”

　　李兰苦笑了一下，对他说：“我得了尿毒症，我的日子不长了，我死后儿子就没有亲人了，他能不能拿到救济？”

　　陶青吃惊地看着李兰，又看看李光头，随即点点头说：“能拿到，每月有八元钱，二十斤粮票，油票和布票是每季度发一次，一直拿到他参加工作为止。”

　　李兰又忐忑不安地说：“我成份不好，是地主婆……”

　　陶青笑了，把户口本还给李兰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你放心吧，这事由我经办，你儿子以后找我就行了。”

　　李兰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因为高兴她苍白的脸上出现了红晕。这时陶青看着李光头嘿嘿地笑了，他说：

　　“原来你就是李光头，你很有名，还有一个叫什么？”

　　李光头知道他是在问宋钢，李光头正要回答，李兰不安地站了起来，她知道陶青说李光头很有名就是指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的事，她连着说了几声谢谢，就要李光头扶着她走。李光头扶着李兰走出了屋子，又走出了民政局的院子，李兰这才放心地靠在一棵树上，喘着气感叹道：

　　“这陶同志真是个好人。”

　　这时候李光头告诉李兰，宋凡平死在汽车站前，就是这个叫陶青的人把宋凡平的尸体拉回家的。李兰听了这话，突然激动得满脸通红，她不再要李光头搀扶了，一个人快步走回了民政局的院子，走进了刚才的房间，她对陶青说：

　　“恩人，我给你叩头啦。”

　　李兰的身体差不多是摔下去似的叩了一个响头，她把自己的额头磕破了。接下去她呜呜地哭了，陶青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是李兰的哭诉让他明白了这个女人为什么给他叩头。陶青赶紧上前伸出双手要把她扶起来，李兰跪着又给他叩了两个响头，接下去陶青像是哄孩子似的说了很多好话，才把李兰扶了起来，陶青搀扶着李兰一直走到民政局的大门外，分手的时候陶青竖起大拇指，低声对李兰说：

　　“宋凡平，了不起。”

　　李兰激动得浑身哆嗦，当陶青走回民政局的院子后，李兰抹着眼泪，对李光头欣喜地说：

　　“听到了吧，听到刚才陶同志说的话了吧……”

　　李兰离开民政局以后，又去了棺材铺。她额头渗着血，走几步歇一歇，每次歇下来的时

候，就忍不住要重复一遍陶青说的话：

　　“宋凡平，了不起。”

　　然后她的手臂向着前方挥动了一下，骄傲地对李光头说：“刘镇全城的人心里都这么想，只是他们嘴上不敢这么说。”

　　李光头搀扶着李兰走得比乌龟还要慢，走到了棺材铺，李兰坐在了门槛上，喘着气抹了抹额头上流出的血，笑着对里面的人说：

　　“我来了。”

　　棺材铺的人都认识李兰，他们问她：“这次给谁买棺材？”

　　李兰不好意思地说：“给我自己买。”

　　他们先是一怔，然后笑了起来，他们说：“没见过活人给自己买棺材的。”

　　李兰也笑了，她说：“是啊，我也没见过。”

　　李兰伸手指着李光头继续说：“儿子还小，不知道该给我买什么样的棺材，我先挑选好了，以后他来取就行了。”

　　棺材铺的人全都认识大名鼎鼎的李光头，他们嘻嘻怪笑地看着站在门口若无其事的李光头，对李兰说：

　　“你儿子不小啦。”

　　李兰垂下了头，知道他们为什么怪笑。李兰挑选了一具最便宜的棺材，只要八元钱。和宋凡平的一样，也是没有上油漆的薄板棺材。她双手抖动着从胸口摸出手帕包着的钱，先付给他们四元，说剩下的四元来取棺材的时候再付清。李兰去民政局解决了李光头的孤儿救助金，又去棺材铺给自己订好了棺材，她心里的两块石头落地了，应该第二天就去住院治病，可她曲指一算，再过六天就是清明节了，她轻轻摇起了头，说清明那天她要去乡下给宋凡平扫墓，等过了清明节再去医院。

　　李兰拖着沉重的身体，走走歇歇来到了刘镇的新华书店，在文具柜台买了一叠白纸，抱在胸前走走歇歇回到家里，坐在桌前开始制作起了纸元宝和纸铜钱。宋凡平死后的每一个清

明节，李兰都要制作一篮子的纸元宝和纸铜钱，挽在手里走上很长的路，去乡下给宋凡平上坟烧纸钱。

　　这时的李兰病得没有力气了，做完一个纸元宝就要歇上一会，在给纸铜钱划线时，给纸元宝写上“金”“银”两字时，她的手不停地哆嗦。一个下午的活，李兰做了整整四天。李兰把完工的纸元宝整齐地放进篮子里，把白线串起来的纸铜钱小心地放在纸元宝的上面，她微笑了一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随即又流下了眼泪，她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宋凡平上坟扫墓了。

　　晚上的时候，李兰把李光头叫到床前，仔细看了看儿子，觉得儿子长得一点都不像那个叫刘山峰的人，李兰欣慰地笑了笑，然后有气无力地对李光头说：

　　“后天是清明节，我要去乡下扫墓，我没有力气走那么长的路……”

　　“妈，你放心，”李光头说，“我背着你去。”

　　李兰笑着摇摇头，她说起了另一个儿子，她说：“你明天去乡下把宋钢叫来，你们兄弟两个轮流背着我去。”

　　“不用叫宋钢来，”李光头坚定地摇着头，“我一个人就行。”

　　“不行，”李兰说，“路太长，你一个人背着我太累。”

　　“累了我们就找棵大树，”李光头挥着手说，“在下面坐下来歇一会儿。”

　　李兰还是摇头说：“你去把宋钢叫来。”

　　“我不去叫宋钢，”李光头说，“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李光头说着打起了呵欠，他要去外面的屋子睡觉了，他走到了门口时回头对李兰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把你舒舒服服地弄到乡下去，再把你舒舒服服地弄回城里来。”

　　已经十五岁的李光头在外屋的床上躺下来，只用了五分钟时间，就想出办法来了，然后他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鼾声立刻就起来了。

　　第二天下午了，李光头才不慌不忙地走出家门，他先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走廊上晃来晃

去，像个探视病人的家属，趁着护士办公室里没人的时候，呼地窜进去，窜进去以后他就从容不迫了，在一堆空输液瓶里面挑肥拣瘦起来，先把十多个用过的葡萄糖输液瓶拿出来，挨个举起来看看，哪个瓶里剩下的葡萄糖液最多？选中最多一个后，动作迅速地藏进了衣服，又呼地窜出了护士办公室，呼地窜出了医院。

　　然后李光头提着空输液瓶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街道，不时将输液瓶举到眼前晃一晃，看看里面剩下的葡萄糖液究竟有多少？李光头觉得可能有半两之多，为了获得准确的答案，他走进了街边一家酱油店，举起瓶子向卖酱油的售货员摇晃起来，咨询里面有多少葡萄糖？卖酱油的售货员是这方面的老手了，他接过输液瓶晃了两下，就知道里面的份量了，说瓶里的葡萄糖液多于半两少于一两。李光头十分高兴，接过瓶子晃动着说：

　　“这可是营养啊。”

　　李光头得意洋洋地提着多于半两少于一两的葡萄糖，走向了童铁匠的铺子。李光头知道童铁匠有一辆自己的板车，李光头打起了童铁匠板车的主意，想从童铁匠那里借出来用一天，把李兰拉到乡下去扫墓。李光头来到了铁匠铺，站在门口看着童铁匠在里面挥汗如雨地打铁，李光头看了一会儿后挥挥手，像个前来视察的领导那样说：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童铁匠放下手里的铁锤，撩起毛巾擦着满脸的汗水，看着李光头一付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嘴脸走进来，在他童年时搞过男女关系的长凳上舒服地坐下来。童铁匠说：

　　“你这小王八蛋来干什么？”

　　李光头嘿嘿笑着说：“我是来要债的。”

　　“他妈的，”铁匠甩了甩手里的毛巾，“老子什么时候欠你这个小王八蛋债啦？”李光头还是嘿嘿笑着，他提醒童铁匠：“两个星期前，在澡堂门口，你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童铁匠想不起来了。

　　李光头得意地指指自己的鼻子说：“你说我李光头是个人材，你说你这辈子一定要请我吃一碗三鲜面。”

　　童铁匠想起来了，他把毛巾挂回脖子上，蛮横地说：“老子是说过这句话，你能怎么样？”

　　李光头开始拍马屁奉承童铁匠了，他说：“你童铁匠是什么人物？你童铁匠一声吼，刘镇也要抖三抖。你童铁匠说出的话，不会收回吧？”

　　“你这个小王八蛋。”

　　童铁匠笑着骂了一声，李光头这么一说，他蛮横不起来了，他想了想后也得意起来，他说，

　　“我是说这辈子请你吃一碗三鲜面，我这辈子还长着呢，哪天请你吃？我现在还不知道。”

　　“回答得好！”

　　李光头竖起大拇指夸奖一声，然后嘿嘿笑着切入正题了，他说：“这样吧，我不吃你的三鲜面，你把板车借我用一天，就算抵消了三鲜面的债。”

　　童铁匠不知道李光头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他说：“你借我的板车干什么？”

　　“唉！”李光头叹息一声，告诉童铁匠：“我妈要去乡下给我爸扫墓，你知道我妈病了，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借你的板车把她拉过去。”

　　李光头说着将手里的输液瓶放在了长凳上，童铁匠指指输液瓶说：“这瓶子干什么？”

　　“这是军用水壶。”李光头夸张地说，然后他解释起来，“去乡下的路太长，太阳又晒着，我妈路上渴了怎么办？瓶子里装上水，让我妈路上喝，这瓶子就是军用水壶啦。”

　　童铁匠“嗨”地叫了一声，他说：“看不出来，你这个小王八蛋还是个孝子。”

　　李光头谦虚地笑了笑，举起输液瓶晃了晃，对童铁匠说：“这里面还有多于半两少于一两的葡萄糖营养。”

　　童铁匠豪爽地说：“看在你是孝子的份上，我把板车借给你啦。”

　　李光头连声说着谢谢，然后拍拍长凳，又向童铁匠招招手，满脸神秘地让童铁匠坐过来，李光头说：“我不会白借你的板车，我要报答你，这叫善有善报。”

　　童铁匠不明白：“什么善有善报？”

　　李光头悄声说：“林红的屁股……”

　　“噢——”童铁匠恍然大悟

满脸神秘的童铁匠坐到了满脸神秘的李光头身旁，李光头绘声绘色地讲述起了林红屁股的秘密，说到最紧张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李光头的嘴巴不动了。童铁匠等了一会儿，李光头嘴巴重新动起来，说的不是林红的屁股了，说的是赵诗人如何在这关键的时候一把将他揪了上去。童铁匠大失所望，站起来磨拳擦掌，来回走了几步，忍不住破口大骂了：

　　“这王八蛋赵诗人……”

　　虽然对林红的屁股一知半解，童铁匠对李光头仍然是满腔热情，他把板车借给李光头的时候，对李光头说：

　　“你以后要用板车了，说一声，拉走就是。”

　　李光头把医院偷来的葡萄糖输液瓶插在衣服口袋里，拉着童铁匠的板车来到了余拔牙面前，他看中了余拔牙的藤条躺椅。他要把余拔牙的藤条躺椅借出来绑在童铁匠的板车上，让李兰舒舒服服地躺着去乡下。

　　李光头来的时候，余拔牙正躺在他的藤条椅子里昏昏欲睡，李光头把童铁匠的板车往地上响亮地一放，余拔牙吓得浑身一颤，睁开眼睛看到在他面前的是李光头和一辆板车，知道这两个都不是顾客，又懒洋洋地闭上了眼睛。李光头继续像个视察的领导那样走到油布雨伞下面，双手背在身后，看看桌子上的钳子，看看桌子上的牙齿。

　　这时候是文革后期了，革命不再是滚滚洪流，革命是涓涓细流了。余拔牙不需要再用拔错的好牙来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拔错的好牙摆在桌子上反而影响他的拔牙声誉。余拔牙与时俱进地又将好牙们藏起来了，和他的钞票们藏在一起，余拔牙心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革命的涓涓细流有一天还会变成滚滚洪流，那时候他还得将这些好牙拿出来摆在桌子上。

　　李光头盯着桌子看了一会，没有看到好牙，李光头敲敲桌子，大声问躺椅里闭着眼睛的余拔牙：

　　“好牙呢？那些好牙呢？”

　　“什么好牙？”余拔牙很不高兴地睁开眼睛。

　　“就是你拔下的那些好牙，”李光头指指桌子说，“以前就放在这张桌子上。”

　　“放屁。”余拔牙支起身体愤怒地说，“我余拔牙从来没有拔过好牙，我余拔牙拔出来的全是坏牙。

李光头没想到余拔牙如此生气，立刻陪上笑脸，也像余拔牙那样与时俱进了，李光头拍着自己的脑门说：

　　“是，是，你余拔牙从来没有拔过好牙，一定是我记错了。”

　　李光头说着将那把凳子拉到余拔牙的躺椅前，坐下来开始奉承余拔牙了，就像刚才奉承